善的概念在查尔斯·泰勒的道德哲学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它也是理解查尔斯·泰勒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本文的目的是对泰勒的善的概念作出比较系统的论述。第一章是对泰勒的道德本体论哲学的综述,包括泰勒对善与现代自我的关系的论述、泰勒对西方当代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等道德哲学的批判以及泰勒的善的概念所包含的更丰富的道德涵义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以“历史的复述”的方式,通过泰勒所论述的现代社会发生的三个重要的转变：内在化、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和表现主义的转向,阐述了在这些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善的概念,如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自由、理性与尊严的概念、普遍的仁爱观、通过表现(expression)达到自我实现等,并着重论述了这些转变背后的道德来源,亦即使人们把这些新的转变看作是善的和值得肯定的,因而接受这些转变的道德动力,也就是泰勒所说的构成性的善。例如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的道德来源最初来自新教改革,因而是有神论的,经过洛克和沙夫茨伯里、哈钦森的自然神论的转变,这个道德的来源变成了“神意秩序”,而在激进的、对宗教持猛烈批判态度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其道德来源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幸福观,其特征是将善与恶还原为快乐的增加和痛苦的减少,而否弃任何构成性的善。第四章总结了构成现代自我认同的三个构成性的善的群集：第一个群集是最初的有神论；第二个群集是经启蒙运动而被普遍接受的“分离的理性的自然主义”,它否认了任何外在的或“超越的”道德来源；第三个群集产生自浪漫主义运动,并在现代艺术和文学的某些流派中延续,其道德的来源与个体的表现、创造力和使某个有意义的东西呈现的力量相连。本章从这三个构成性的善的群集出发,并结合泰勒对现代性的两个“隐忧”—工具主义和个体主义—的阐述,旨在凸显泰勒对于现代性或“启蒙的方案”的诊断的独特之处。泰勒对于现代性的某些问题,如工具主义、个体主义以及世俗化等的解读,是从文化的(cultural),而不是非文化的(acultural)的视角出发,通过关注于文化的内容—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强的价值、它关于善的概念、它的自我定义—如何为现代的主体所接受和拥护,由此表明现代性的冲突往往源自这些不同的道德来源之间的冲突。第五章阐述了泰勒的善的概念中的两个“超越”的来源。一是“深刻的生态学”,在这方面,泰勒主要受到浪漫主义对分离的理性的批判及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关系的追求,以及赫尔德、海德格尔的语义学所打开的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的更深刻的关联的启发和影响。另一个“超越的”来源是上帝,这部分涉及泰勒对于世俗性的有关论述、他在《天主教的现代性?》中对天主教、启蒙的人文主义各自的批判。最后我通过把泰勒置于与另一位著名的多元主义者,同时也是“不可知论者”的威廉姆·康纳利的对话的方式,试图更好地呈现这一视角在当代多元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两种观点之间“求同存异”式的对话所带给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