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带来的是经济分层和利益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旧的社会体制正在逐步解体而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形成,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社会风险剧增,此时,社会稳定显得尤其重要,需要基层政府构建起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基层稳定机制。但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了地方官员们的惯性思维,“稳定”变成了官员们心中的一柄“达摩斯之剑”：以社会的绝对稳定和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为目标,忽视转型发展过程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适应性要求,将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等,甚至正当合理的利益表达方式都视为对社会管治秩序的威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大量改革过程中出现而本应纳入体制内的利益表达由于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政府对自身私利的维护而变成了非法行为,直接导致政府面对更加激烈的“体制外矛盾”,从而陷入了管治困境——出现了“越维越不稳”的局面。基层维稳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管治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型控制模式和绩效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制度化的权利与利益关系调整手段,满足公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需求,最终形成政府、民间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的,多权力主体的动态稳定机制。本文正是通过对江西抚州爆炸案和广州乌坎村聚集滋事事件这两个个案的对比分析,希望寻求到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动态稳定机制的路径,从而破解维稳难题,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内外关于社会运动、社会冲突的基本理论。此部分运用安全阀机制、抗争性维权、利益博弈等理论,为新的基层维稳机制构建夯实理论基础。同时,表明了基层维稳机制重构的必要性和意义。第二部分分析了现存的压力维稳机制的表现及问题。通过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从调节和预防机制、原因及对待问题的态度、应急反应和解决策略等方面反映出压力维稳机制下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衡现象。第三部分分析了导致维稳异化的原因。从执政理念、角色定位、排斥性体制、GDP考核机制、参与途径缺失等方面分析压力维稳机制下越维越不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根源。第四部分展望了动态稳定机制的构建。希望通过转变执政理念、畅通利益表达、落实新的政绩观和大力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等途径,构建政府、民间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的,多权力主体的动态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