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系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其深广的忧愤和形式的特别名动宇内,同时,它又是我国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它在艺术上极富开拓性,现代小说的特征最为明显,在小说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堪与《红楼梦》相媲美的重要地位。它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靠拢之时,对古典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史传传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承继关系。本文运用西方叙事学、新历史主义相关原理,结合中国叙事理论,并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厘清《儒林外史》与“历史编纂学之间可比性”,探讨了《儒林外史》叙事手段与史传传统之间的关联性,考察了作者自觉借鉴史传叙事策略的写作意图。本文主要观点如下:　　 一、《儒林外史》与“补史之阙”。中国古代文人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他们的创作与“史传传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章认为吴敬梓具有深厚的补史意识,试图通过百年儒林的记述来“补史之阙”。《儒林外史》的“补史”思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稗补正的儒林人物序列;一是“劝善惩恶”的写作思想;一是“述往思来”的著述理想。　　 二、《儒林外史》与“实录”精神。“史传实录”从艺术方法到艺术精神上都对“文学实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林外史》“实录”了自己熟悉的人与事,运用“春秋笔法”将褒贬隐藏在叙事之中,描写人物善恶必书、妍媸毕露,力求真实再现康、雍、乾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　　 三、《儒林外史》与纪传叙事。本章认为《儒林外史》深受《史记》开创的“以人系事”纪传叙事的影响,借鉴史传纪传体叙事手法,以反对“功名富贵”与倡导“文行出处”来架构小说的行文思路,为儒林人士立传,形成了一个独传、合传与类传既递进又统一的结构层次。并以此批判科举制腐蚀下文人扭曲的灵魂,思考着理想知识分子的建构质素。　　 四、史传传统与叙事之源。《儒林外史》之所以与史传传统关联颇深,除了吴敬梓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内在的本质要求外,尚与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与深厚的史传传统相关,尤其是历史叙事的高度发达,为小说叙事提供了充足的叙事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