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牵扯至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一直在国家整体布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直接关系人民的生活幸福。我国分别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进行过三次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起征点在上述各个年份中上升至1600元、2000元和3500元,并调整了相关税率。在2018年10月,我国再一次得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新一轮调整,开始施行新个税法案,同时于次年1月施行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此次个人所得税法主要是将起征点调增至5000元,并调整税距（1）,以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低收入群体负担。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调整目的在于对特定人群进行减税,包括抚养子女、大病医疗、租房租金、住房贷款、继续教育和赡养父母。近年来,既有文献都对2011年及以前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有一定的探讨,但针对2018年开始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相关研究则不多,这也就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动机。本文基于异质化一般均衡模型,以税改前后的税距作为异质化分界点,分别计算了2018年异质化群体的人群比例、符合专项扣除的人群比例以及各专项扣除对社会各个群体所造成的福利影响。在假设各个专项附加扣除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得出了2018年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政策对纳税人的总体福利变动。研究中揭示出个体的税率跳动效应,即当个体在临近税率点且受到政策影响时,若存在从一个税率档跳动到另一个税率档,会使其福利相较两侧未跳动群体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导致这一效应的核心原因在于个体的收入会由于税率的跳动有相对较大的正向变动,从而刺激个人消费。另一方面,最低收入群体无论是在2011年、2018年个人所得税税改亦或是2018年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由于资本回报的一般均衡效应都会使得该部分群体有一定的福利削弱。政府在制定政策中需要将该部分群体纳入考虑范围内,给予其一定的补贴,使之免受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影响。最后,本文对2011年和2018年新个人所得税税改的福利变动进行测算。结论表明2011年税改、2018年10月税改和2018年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政策分别使社会群体的福利变动了0.8%、3.5%和1.87%。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政策能给予一定的正向福利变动。该政策对于纳税人的正向福利改变大致是2018年个税改革政策的50%。同时,相对于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该政策对纳税人的福利效应大致是其2倍。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主要是一次税距调整政策,该政策平衡了社会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税收差距。而相应的2018年税改政策则将减税与调整一并进行,虽然在年末,该税改政策对于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较大,但在年初的几个月中,政策对于该部分人群却有很强力度的减税幅度,导致此时社会群体的福利增长很大,并且中低等收入群体的福利增长相对于税改之前的2011年个税政策在全年中都有正向影响。当我们将其进行加总时能够发现,年初的大幅减税不仅抵消了年末的增税,并且还使得全年的福利都有很大的提升。最后,我们所研究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所造成福利影响大致居于中间,原因在于该政策也是一个减税政策,但区别于2018年税改政策的是,其减税力度相对较小,并且减税群体有其针对性,从而使其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居于其他两个政策之间。值得肯定的是,该政策对于除最低收入以外的其他群体具有正向效应,对于特定人群有着减轻其家庭负担的作用。同时,上述分析也表明,在税收政策的调整过程中,需要对最低收入群体可能的利益损失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