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将东部地区的技术、人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送至中西部地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当时日趋紧张的国际大环境,加强我国战备力量,保障国家国防安全,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建设期间,大量一线地区（沿海和东北地区）和部分二线地区的工厂、工人及家属迁移到内地,由此形成了数百万的三线移民,（1）这些“三线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及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媒体和社会高度聚焦“三线人”,然而,当年跟随“三线人”进入西部的,还有他们未成年的子女。这些第二代三线人在幼年时期离开家乡,来到陌生地方,这对他们的成长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代人经历了“三线人”的辉煌,也见证了“三线人”的退隐,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三线社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相对封闭到现在与地方的高度融合,这种社区的变化对第二代三线人的身份认同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是本文聚焦的问题。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选择N市三线企业C厂中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代三线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信息饱和的原则,合计选取了该厂22位第二代三线人,研究者采用编码方式分析访谈资料,分析了三线社区变化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本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聚焦第二代三线人少年时期的身份认同。研究发现:一方面,第二代三线人初到“三线地区”,因迁移原因不明和环境适应问题而产生了身份困惑,又通过“三线厂”的独特性、第一代三线人“边界意识”的影响和自我的再确认完成了对自身群体边界的划分。另一方面,在“三线厂”这样一个特别的社区模式下,第二代三线人在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中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变化。首先,因为长期的地理隔离造就了他们的身份孤立;其次,独有的社区语言—“厂矿普通话”成为他们在语言上的身份标识,再次,经过时间的积累而逐渐形成的社区文化—“厂矿文化”又增强了他们的身份意识;最后,经济上的差异更是维系着他们的身份认同。如此,“三线人”的身份逐步在他们心中确立并不断地被强化。第二章分析第二代三线人成年时期的身份认同。“三线厂”一方面通过对集体规范的确立和维护,建构了第二代三线人的身份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熟人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编织起第二代三线人的群体归属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三线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同时随着第二代三线人在迁入地生活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原来家乡的记忆不断消逝,这也带来了第二代三线人对原有的地域性身份的抽离、断裂。第三章阐释了第二代三线人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在“三线建设”时期,第一代三线人完成了由东到西的物质流动,通过“三线人”与当地人的交流实现了东西地区的精神交融,“三线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中心作用得以凸显。在改革开放时期,三线企业进行了物质层面的再次流动;在精神层面,第二代三线人的身份意识再次面临流动的困境,他们从坚定的“三线人”演变为“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而“三线厂”的中心地位也在经济大发展趋势下逐渐淡化。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时期以来,流动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普遍状态,第二代三线人也在社会流动中面临着新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对群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再次流动的倾向,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和线下实践再次完成身份的确立,在这种流动过程中不断维系着对群体身份的认同。纵观第二代三线人的整个成长历程,不管是少年时期,还是成年之后,他们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在发生着改变,他们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镜像。正如继“三线人”之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正是这些流动的群体,为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身份在流动,但这些“驿动的心”都凝聚在中国现代化图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