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其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了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这样一位先时之人的日本观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对于日本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通过三种途径关注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他对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抱有警惕的心理,在甲午战争前夕,康有为撰写《攻日策》,企图先发制人来阻止日本可能对中国的侵略。二是甲午一役,日本胜,中国败的结局促使康有为由对日本的情绪发泄开始转向对日本的理性认识。在对日本富强的研究中,康有为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是其富强的根源。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认为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救中国,而要维新,就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于是康有为积极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改革,并先后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帝以供参考。其当时改革的主张大都是从日本那里借鉴过来。在应对德国侵占胶州湾后的瓜分危机时,康有为看到了俄国与日本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主张与日本、英国联盟,甚至有过中日合邦的提议,希望借此来遏制俄国对中国的扩张野心。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英、日两国的帮助下逃亡日本。在日本康有为作“秦廷之哭”,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帮助光绪复位,从而继续其未尽的改革事业。但是日本政府一方面基于清廷和张之洞等方面驱逐康有为的外交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但将康有为的希望落空,而且将其“礼送”出境。这样的遭遇使得康有为后来对于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未置一词,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日本国力和文化等方面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