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股东对公司出资比例不同,所以对公司的控制力也存在差异。根据对公司控制力的差异,将股东分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由于两者追求的利益不一致,所以大股东压制中小股东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向中小股东分配盈余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压制在人合性强、流通性差的有限责任公司中更为明显。在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时,中小股东很难通过自力救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出台,肯定了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可诉性。但是其规定过于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行性:未明确但书条款中滥用股东权利的认定标准,使得该条款在审理案件时很少被引用;未列明滥用权利股东的诉讼地位,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诉讼地位不一致的情况,有的案件中将其列为被告,有的案件中将其列为第三人;未明确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判决结果,所以即使出现了适用但书条款的情况,法官在判决时亦无可援引的法条。另外,由于司法适用不明,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现状:由于对有效股东会决议的认定标准不一,缺乏可供盈余分配认定的依据,使得各法院按照自己的理解判决;中小股东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造成很多案件因举证不能被驳回。由此可见,现行法律对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受侵害的救济显得捉襟见肘。针对立法不清、司法适用不明的现状,通过借鉴美英法等国的立法和判例,在总结分析2018年强制盈余分配案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建议。在司法适用方面:将形成股东合意作为判断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标准;重新分配举证责任,对于中小股东难以举证甚至不可能举证的事项,适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使证明责任分配更加合理;以会计利润作为公司盈余的判定标准。在立法方面:明确滥用权利股东的诉讼地位,以被告身份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引入合理期待原则作为衡量滥用股东权利的标准,并做出示例性规定;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全面审查,以专业、中立的角度出具载明公司是否存在可分配盈余、是否应当进行盈余分配、盈余分配的比例鉴定意见书,为法院判决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