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进,有关汉语介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对介词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见,将方所介词作为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他们或是将它视作介词中的一个小类来描述,或是仅针对某个方所介词进行个案分析,所以已有的讨论还比较零散,溯源探流工作做得还很不充分,研究的力度也较浅略不够深入。因此,研究方所介词的演变过程及规律对整个介词系统的研究乃至汉语语法史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先秦的语言与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差别很大,汉又处于过渡时期,如将前后贯穿起来,足以看出语言变化的痕迹。介词的界定本身没有绝对的标准,再加上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对象不能包括所有的方所介词,而只能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礼记》、《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荀子》、《庄子》、《韩非子》、《史记》、《论衡》、《三国志》和《世说新语》十六部文献为主要的调查语料,为这一时期方所介词的形成及演变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不仅有助于系统、完整的汉语介词发展史的形成,也有助于探寻近代汉语介词的来源和演变,并且能给相关语法现象的研究以理论上的启示。本文首先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进行全面的描写。根据产生时间的不同,大致分为先秦时期的方所介词和两汉魏晋时期新产生的方所介词两大类。在第一类中按其语法功能的不同又细分为表示动作行为的所从、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在、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到、表示方向和表示沿途义五类进行描写,力图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方所介词的概貌。为了展示每类语义下介词的历时演变过程,我们都会涉及到它们在两汉、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对于后面个案分析中没有谈到的介词,我们会尽量溯其来源、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梳理其语法化过程,展示其清晰的演变脉络。由于介词功能的逐步单一化,在第二大类中我们就不再细分语义类型。在这一类中我们会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描写它跟相关成分的关系,将最初的动词义素与变化后的义素作一比较,根据其义素的消长、扩缩等情况来确认这个词的介词性质。其次,在共时平面描写的基础上,对一些主要的、使用频率较高的方所介词作专题性的研究,以期在方所介词的形成、演变以及与其他语义范畴的关系方面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文中分别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从、在、由、自、乎、以”和“著、向、就、即、临、顺、缘、沿、寻”进行具体考证。对于魏晋时期新出现的方所介词既考证其出现的时间,也考察演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来源及演变原因。在先秦的方所介词这一部分,我们详细分析了其表具体方所及抽象概念的各类用法,并剖析了决定其语义类型的各种因素。此外我们从认知对“于”题元角色关系的影响谈了方所介词“于”的进一步虚化;通过重新分析考察了表“随行”义的动词“从”到方所介词“从”的演变;从语法化的单向性这个角度阐述了方所介词“自”进一步虚化为表原因的介词和连词;还辨析了“Z以VP”和“以Z VP”两种句法结构中的“以”,认为同样作为语段中的人物对话,“Z以VP”结构要比“以Z VP”结构表达的意思主观性程度高,“以Z VP”到“Z以VP”这种构式的演变,正是语言“主观化”的过程。实词虚化是有层次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从实到较虚再到最虚逐步发展的;另外实词虚化的层次性还表现在虚化的方式上,一般是由某一词汇意义演化出一语法意义,由这语法意义再进一步演化出新的语法意义,如此环环相扣,朝着同一方向转化。在第四章我们通过描写介词的时间用法,进一步阐释了介词的方所范畴和时间范畴之间的关系,发现古人对时间的理解很少是纯粹时间性的,更大程度上跟他们所熟悉的概念诸如事件、空间等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种运动方向和时间流向的相似性、空间范围与时间段的相似性以及空间点与时点的相似性,使得多数方所介词兼有表时间的功能,其中转喻和隐喻构成了范畴转移的重要机制。通过对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历时考察,我们发现虚化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转变。作为语言发展的客观趋势,虚化现象首先是通过认知得到语言使用者的认同,然后逐渐完成其虚化过程的,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有句法位置的改变、语境影响以及认知因素等。最后以“至于”、“于是”、“从来”、“自来”为例谈了方所介词的进一步语法化—由介词发展为词内成分的问题。它们虚化的途径是多样的,连词“至于”是由跨层结构发展而来,“于是”是从介宾短语发展为双音连词,而时间副词“从来”与“自来”则是通过短语省缩词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