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尤其是五四时期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时期，也是新旧道德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中国现代作家一方面以西方理性精神为武器来反对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却又因明显的功利色彩而抛弃了西方理性精神的精髓——作为西方理性发展的深层动力的“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对西方理性精神的片面接受和误读，使得中国现代作家在反传统道德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在理性上认识到传统旧道德灭亡的不可抗拒性，在情感上却又不得不一再展现出对旧道德的留恋；在理论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旧道德，在实践中却无法摆脱其影响，不得不服从它的规约。 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理性精神的误读，他们引进西方的理性精神带动情感的爆发的同时，理性并没有很好的引导和控制情感，于是，在新文学领域内部，出现了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紧张和对立。由此而带来的道德两难现象反映到文学上，首先体现为作品中的人物在服膺现代道德时对传统道德的不自觉地认同。这种认同使得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个体在突破传统道德藩篱追求现代道德时仍然摆脱不了传统道德的羁绊。处于两难困境中的道德主体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向传统道德的回归，这一方面体现为“为母爱回归”现象。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传统道德的礼赞和自觉地重建传统道德的努力。 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理性精神接受的不充分还表现为理性实践品格的缺失。理性实践品格的缺失使得“陪着作一世的牺牲”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道义选择。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人道主义的高扬。 中国现代作家的这种道德两难现象不仅影响了1920年代文学的创作内涵，更有力的催生了新的美学风格的诞生，这便是从“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到“冲动激越”、“感伤苦闷”的美学风格的转变。既“冲动激越”又“感伤苦闷”，这本来就自相矛盾的两种风格却不可思议地统一于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中，正是道德两难困境在1920年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体现。1920年代文学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诉说着中国现代作家的道德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