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为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开启更紧密的联系,异质文明间的理解与沟通,成为世界人民合作的关键,也成为全球文明健康发展之前提。20世纪50年代,美国汉学家狄百瑞颇具前瞻性的以异质文明应平等“对话”为指导开启学术研究,为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然而,至今国内外尚无有关狄百瑞异质文明“对话”观的相关研究。本文从思想史视角,以狄百瑞所出版的个人专著、汇编书目、翻译作品,所参与的学术活动以及教学实践等相关内容为核心研究资料,结合文本外部语境,如国际格局等因素进行深入考察,在文本——学术研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维度上,全方位展现狄百瑞异质文明“对话”观,以求挖掘其学术意义与价值,对当下异质文明间更有效的交流给以启示。全篇共分九个部分:绪论包含了选题缘由、狄百瑞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问题的提出。第一章,梳理了狄百瑞异质文明“对话”观生成、以及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论文第二至七章,具体介绍异质文明“对话”的相关内容。其中,第二章,展示了狄百瑞通过译介《明夷待访录》确立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新儒学的独特价值,并以此拉开异质文明“对话”的研究帷幕;第三章,界定了狄百瑞异质文明“对话”的主要阐释领域“新儒学”。狄百瑞由研究黄宗羲开始对新儒学产生兴趣,并因新儒学具备独特价值,而将其作为异质文明“对话”的阐释主体。针对学界对狄百瑞所研究的新儒学认知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读等现状,本章旨在对其进行相对全面和准确的描画;第四章,解读了狄百瑞于新儒学中发现了有别于西方的“自由”传统,并指出应以儒家“人格主义”关照西方极端“个体主义”的发展;第五章,狄百瑞于新儒学中发现独特的人权观,并提倡以此来反思与推进世界人权的全方位发展;第六章,论述了狄百瑞以西方犹太“先知”为参照,解读儒家君子的困境等问题,拓宽儒学研究视角。第七章,讲述了狄百瑞在异质文明“对话”观影响下的教学实践,及其对中国传统文明于海外的传播、全球教育和世界文明多元格局构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等。结束语,则指出了异质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以及狄百瑞所提异质文明“对话”观的积极意义,进而得出异质文明“对话”任重道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