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商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商会,商会与乡村社会一直是商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本论文把直隶商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关注大城市商会的同时,加强对乡村市镇商会的研究。天津商会的诞生揭开了直隶商会创建的序幕。经过1903-1937年的发展,直隶商会完成了在城市和广大乡村市镇的网络化建构。各地商会成立后,积极投身开发乡村市场、活跃与稳定金融秩序、开展商事农情调查、协助政府整顿统一度量衡、抗争与整顿农村牙税等活动,促进了乡村贸易的繁荣,推动了乡村商业的近代演化。为了振兴乡村工业,各地商会从发展地方优势特色物产入手,改善投资环境、倡导技术革新、推动产业改进,兴办实业教育、争取政策支持、组织商品赛会,使农村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改组与发展的新时期。各地商会通过加强与政府合作、参与农业改良,规范乡村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开展农村赈济等措施,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直隶商会在乡村市镇的广泛渗透,尤其是商会发展城乡商业、振兴乡村工业以及改良农业的努力,已经融入乡村社会近代演进的历史合力当中,促进了乡村资本主义因素的滋生,推动了乡村市镇的勃兴,催生了一批乡村新型精英阶层,进一步密切了以口岸-腹地为特征的城乡联系,成为20世纪前半叶直隶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又一“助推器”。对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这一时期直隶乃至华北地区,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的大致轨迹,揭示商会在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中的角色和作用,为我们认识乡村社会提供新的视角。对它的学术研究,还可以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商会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