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是太宰治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应日本政府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要求,以“独立亲和”为主题创作的国策小说。该小说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主人公原型是仙台留学时期的鲁迅。由于过于政治性,以及鲁迅形象被歪曲,起初该作品饱受恶评,被认为是败笔。但不可否认,近年来,中日双方的先行研究显现出对《惜别》的不同解读倾向,引爆了《惜别》文本的多意性。《惜别》的创作过程以及作品内容本身,也证明《惜别》并非停留在迎合国策的维度上,毋宁说,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所创作出来的《惜别》,呈现着政治与文学的交锋。因此,本论文将以凝聚了政治性、现实性以及文学性的作品中心人物“周君”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的方法,细微地分析解读文本,探究其中蕴藏着的作家太宰治的文学思考,尝试性地揭示《惜别》的文学性。本论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论文绪论部分,概述《惜别》的成书过程,指出《惜别》创作过程中所裹挟的政治性和作家自身的意图,表明笔者的基本立场。其次,对《惜别》的先行研究进行概述性总结,指出先行研究的趋势——即从考察鲁迅形象的准确性和作品的政治性,转变到关注太宰治的个人意识——以及通过重新审视该趋势,点明该小说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论文的第一章通过考察“周君”的政治性,探究太宰治对“独立亲和”这一政治主题的迎合态度和抵抗意识。通过对《大东亚共同宣言》的解读,剖析“独立亲和”这一政治主题所蕴含的内在含义——敌视美英的立场、确立日本国体精神的基础、弱化个体的全体主义、日本霸主中心主义——以及其外在表现——以不同政体保持“自主独立”的“独立”、如家族爱一般的“亲和”。接着昭示“周君”身上所体现的亲日亲德、敌视美英的国策要素。最后通过分析“忠孝论”,揭示太宰治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抵抗意识。第二章通过分析“周君”的反伪善言论,考察太宰治的批判精神。通过细读文本,厘清“周君”所谓的“把思想本身当作自我满足、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加以利用,会丧失思想的纯粹性”这种思考的“伪善”内含。由此可以看出“周君”形象里投射着太宰治的本人的批判意识,他用鲁迅文章借题发挥,巧妙地利用了鲁迅的反虚伪精神这一便利条件。通过塑造具有反伪善精神的“周君”形象,去批判战时言论体制,以及那些屈服于战时状况下言论管制及其流弊的文学家们,笔者结合同时代其他文本进行拓展性考察,证明了作家怀有如此意图。第三章通过考察“周君”的文艺论,力图澄清太宰治在《惜别》中所表达的文艺观。通过文本分析,明确其文艺观中所蕴含的文艺的“无用性”和“有用性”,以及太宰治的“无用之用”的文艺观。并通过探讨在同时代作品中反复登场的“灯台叙事”,尝试性地揭示太宰治所认为的文艺的存在方式,并指出太宰治对文学自立性和纯粹性的倡导和追求。通过以上考察,揭橥作品《惜别》中作家太宰治所体现出的一面迎合、一面却抵抗流弊的矛盾意识,及其批判精神与文学观念。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原本应以政治、社会关怀为目的而创作的这部作品中,太宰治并非一味盲目迎合时局,而是在迎合中也表达着抵抗意识;并提倡文学的自立性。由此可见,在政治性的《惜别》中,同样也包含着文学价值,这个文学价值是作者太宰治文学精神的具现化,体现着战时下文学家太宰治的存在与思考。本论文认为,作为国策小说,充斥着迎合时局表现的《惜别》确然有其局限性,但同时也是考察文学与政治角力,以及战时作家太宰治思想的重要线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