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人们群众对美好生活矢志不渝的向往。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追求高质量幸福生活而自发迁移的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不同于本地文化的外地口音和行为习惯,流动人口在城市往往被打上“外来人口”的标签,在异地城市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偏见和歧视,导致流动人口无法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使其幸福感水平较低。现有文献研究中,收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在涉及流动人口的研究中,还应该考虑更为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因为幸福感的获得既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也包括精神文明的满足。虽然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但同时他们也面临了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的冲击。在众多衡量文化差异的指标中,语言被视为文化活的灵魂。因此,本文将从语言的视角出发,研究方言差异在不同流动群体间的影响,以及方言差异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水平的途径。在文献研究部分,本文通过对幸福感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的幸福感水平除了受收入、可行能力的影响外,个体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对其幸福感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地,基于对语言与移民社会融合关系的研究,本文推导出了语言影响幸福感的可能路径。通过理论分析,文章最终发现语言能够通过认同功能使得迁入地主流社会对流动人口产生“外群体歧视”,继而引发文化排斥,并最终导致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过程受阻。基于此,本文认为流动人口面临的以方言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可能通过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影响。同时,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利用移民自我报告的语言熟练掌握程度来研究语言对移民个体的影响,然而这种语言的测度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且混淆了人力资本与语言本身的效应。因此,本文基于中国的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构造出了独立于个体的语言差异指标,以方言差异来衡量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至此,本文确立了语言影响幸福感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为下文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运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以上猜想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流动到与原籍相同方言区的流动个体,流动到与原籍不同方言区的个体幸福感水平偏低。在考虑到其可能的替代性解释变量后,方言差异依然是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核心解释力。在异质性分组回归中,本文发现方言差异会降低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较短的个体幸福感水平,而对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较长的个体没有影响;在不同的迁入地中,流动到农村地区的个体受到方言差异的负向影响更大;在城乡跨区流动中,乡-乡间流动的个体受方言差异影响的效应最大,乡-城间流动的个体受方言差异影响的效应次之,城-城间流动的个体受方言差异影响的效应最小。进一步地,本文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明,社会融合是方言差异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中介机制,方言差异通过增加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难度进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在关于语言差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中,普通话与流动个体家乡方言间的语言差异不会对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面对群体差异时,努力缩小差异的态度与行为、与本地人融洽相处的互动关系、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身份认同能够消减方言差异对幸福感的负向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缩小语言差异、出台融合政策、促进群体互动三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作者对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研究的探索空间进行了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