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约6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人类减贫事业和世界城镇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和工业化共同推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并向“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历史发展进程。但我们也看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生态污染等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这些问题,即“城市病”。从本质上看,“城市病”是可以预防和杜绝的,但考察世界城市发展历程,由于制度不完善、规划不科学、法治不健全、治理不系统,“城市病”在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从“病灶”分析,“城市病”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虽然不同国家的“发病过程”和“发病程度”有较大差异,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政策的优化调整,特别是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城市病”会慢慢缓解并逐渐痊愈。能否及时准确找到“病因”,开出针对性强的“药方”对有效治愈“城市病”或进行最大程度的抑制,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能否同步推进,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可见,近十年来关于我国“城市病”及其治理的研究有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总体上看,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特别是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研究“城市病”治理的成果还比较少,这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从总体结构上,本文主要由基础理论、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第1-2章）主要进行理论分析,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全文提供理论指导和“提出问题”。第二部分（第3-5章）,主要进行问题分析与经验总结,其主要作用在于“分析问题”。第三部分（第6-7章）,提出了城乡融合背景下治理我国“城市病”的理念引领、制度供给和具体实践路径,其主要作用在于“解决问题”。通过文献研究、社会调查和历史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当前我国的“城市病”是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在我国城镇化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种客观历史现象。从生成过程看,它受“城市病”演变的一般规律所支配,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病”先后经历了少发期、偶发期、多发期和频发期等四个阶段,当前已进入多发频发期。从城乡融合的视角看,当前我国“城市病”突出地表现为人口的集聚与社会公共资源供给不足、高楼大厦的群起与“城中村”扩散、多元文化的交汇与人文精神的缺失、城市规模的扩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症候,这都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总体上看,“城市病”是城市快速发展中需求无限性与资源能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但进一步的历史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市病”的形成,除了受城镇化发展阶段一般规律的制约,还与我国特殊的国情有密切的关系,如超大的人口规模、高度浓缩的城镇化进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等。同时,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制约,如体制机制和政策供给、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水平以及“城市病”“农村病”相互勾连和相互强化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正视的客观现实,也是我们高质量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主要挑战。科学有效地治理“城市病”是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献研究,对先发国家相关学者对城市及“城市病”治理相关理论的研究;对世界上最早爆发“城市病”的国家——英国,实行高度浓缩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日本,以及我国一线超大城市北京和二线特大城市杭州治理“城市病”实践经验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借鉴典型国家和地区相关经验,通过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病”和“城市病”协同治理,是城乡融合背景下治理我国当前“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之一,也理应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建设内容。在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城乡融合背景下治理当前我国“城市病”的对策:一是理念和制度层面,创新理念引领城市规划,具体地说就是城市规划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融入生态文明理念、体现适度超前理念、彰显统分结合的理念;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系统推进政绩考评机制改革、综合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二是在具体的实践路径层面,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村病”“城市病”协同治理等举措。“城市病”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加上中国城镇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本研究还有不少局限性,希望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病”的有效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