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以来都对诱供骗供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并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供述加以排除,却对以诱供骗供方式获取的证据如何处理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等中的“等”字内容做出了解释,但也没有将诱供骗供包含在内,这种模糊式的立法规定使诱供、骗供陷入了法律规定中明确禁止,司法实践中难以排除的冲突境地。为此,对于诱供骗供行为的涵义表现亟待厘清,排除标准亟待确立,排除路径亟待完善,从而避免这种禁而不排的尴尬境地。本文从以下五个部分进行介绍:第一部分对诱供骗供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概述。对诱供骗供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划分,并总结出二者间接性、巧诈性和潜匿性的特点。由于诱供骗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案件的侦破效率,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所以成为惯用方式,但为了避免超过限度的使用产生的危险后果,应该确立诱供骗供排除标准。通过比较理论界的主张与实务界的思路,综合理论与实务的合理内容,从目的层面、方式层面、结果层面、程度层面以及底线层面综合分析提出了排除标准,并进一步对非法诱供骗供排除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与支撑。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关于诱供骗供的立法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禁止以引诱、欺骗的手段获取供述,但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序后果,立法规定模糊。而在司法实践中,不管是从查询统计的数据分析来看,还是几年来涌现出了如聂树斌案,王洪学、王洪武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都直观的表明了将诱供、骗供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实践中的操作情况不容乐观,存在着启动难、认定难、排除难的困境。第三部分紧接着对诱供骗供排除难的原因做了分析。有罪推定的传统理念以及“口供至上”的思想,对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极易采取非法的诱供骗供;其次,相关的立法不完善,缺乏对诱供骗供行为的刚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此种行为;另外,缺少在侦查讯问程序中配套制度的制约,加之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得排除机会被拒之法庭门外,层层原因叠加导致了实践中的排除难题。第四部分对域外诱供骗供的立法及司法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定限度之内的引诱与欺骗仍为世界各国所容忍与认可。国外对于如何更合理地排除非法的诱供骗供行为也有各自的特点,美国对于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确立,以及英国的PEACE询问模式,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等相关实践都对我国的排除路径有借鉴意义。最后为改变我国诱供骗供的现状,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诱供骗供的排除路径予以完善。首先,树立无罪推定思想,破除口供中心主义,把握好思想之源;其次,完善相关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再次,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同时进一步落实庭审实质化,从各个层面确保将非法诱供骗供所获的证据予以排除,努力保证口供的真实性,同时更好地实现程序正义及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