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年（1949——1956）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小说描述的历史经历了从“史诗”到“秘史”的转变。本文探讨的“史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史诗这一诗歌体裁，而是指修辞上对于某种历史叙事风格的概括，是一种意义的借用和比喻。准确地说，指的是具有“史诗性”的小说。这样，从“史诗”到“秘史”便是指从“史诗性”的小说到“秘史性”的小说。“秘史”把对历史的言说引向了隐秘、荒诞、偶然、杂乱的层面，历史变得波诡云谲，光怪陆离。“秘史”更多的是在和“史诗”的对映中呈现自己的定义和意义。　　“史诗性”的小说，历史压倒文学，传播历史知识和政治观念的愿望压倒了小说美学范畴的本体追求，文学让步于历史，为政治服务。“秘史”则是文学压倒历史，历史被拆解、放逐，混沌一片，不可捉摸。然而，无论“史诗”还是“秘史”都是文学工具论的体现，“史诗”毋庸赘言，“秘史”在对以往小说体现的既定文学史秩序的冲击时，最终也会触及这一“秩序”背后的意识形态掌控，具有了“审美”的意识形态意味。这种以“一元”对抗“另一元”的策略，实际上都没有跳出“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的革命思维模式。对历史的放逐、对审美的鼓吹等等，本身就带有相当的政治性，是一整套现代化历史想象的一部分。从“史诗”的“独权”到“秘史”的“反抗”蕴涵着历史债务式的清欠、长期压抑以致报复性的发泄这样一层含义。传统总是会以其诡异的方式在后来的文学中呈现出来，哪怕对立相悖的呈现，历史本身经常以重复的形式来演绎它的不死魂灵。从“史诗”到“秘史”，两者各自的缺失以及这种急于“拨乱反正”的“纠偏”意图，都留下了遗憾。　　从“史诗”到“秘史”，不仅是文本中历史面目的花样翻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从建构历史到解构历史，都是历史目的论的题中之义，“历史”经由文学书写和写作目的互文同一。我们总是难以挣脱历史目的论的宿命。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史诗”的弊端并非在于对乌托邦精神的追逐和理想主义的坚守，而在于理想和乌托邦的虚妄性。“秘史”的弊端也并非在于对“历史真实”的放逐，而在于历史观念和精神的苍白。我们担心的是放逐历史的同时，也放逐了追求，放逐了自我。　　本文对小说中的“史诗”和“秘史”进行了必要的定义，探讨它们是如何与小说缠绕一起形成“合谋”以及这种“合谋”的原因、条件、适用范围，以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为统契，梳理了从“史诗”到“秘史”的转变流程，对转变背后的逻辑、给我们留下的遗憾作学理性的揭示说明，释放并检讨历史的幻魅力量，并以此思路，对《创业史》和《白鹿原》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