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关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家庭消费结构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而对农民工群体消费结构的研究,却鲜有涉足。笔者源于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选择了以家庭流动方式来上海务工经商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结构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运用消费社会学相关理论对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表现和特征。先从食品、住房、服装、子女教育、休闲与娱乐等五个主要方面分析了二元性的诸多表现,再总结了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三个特征,即生存型消费仍占主导,但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已有所提高,上海的“低消费”与家乡的“高消费”对比鲜明,消费观念呈现出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特征。本文第三部分,论述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原因。笔者认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不仅与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且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参照群体的双重性及与农村的联系密切等自身因素有关,更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传统文化的影响、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局限等社会环境因素有关。本文第四部分,探讨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带来的社会效应:一方面,促进了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了农村经济,推动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制约了农民工自身的城市化进程,遏制了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最后,笔者认为,我国二元性的城乡社会结构是导致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根本原因。只有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使户籍制度回归到人口登记制度的原貌上来,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逐渐消灭二元性的城乡社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才能顺利完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