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进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推进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以2013年至2015年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的实践为代表,社会调查制度在“强制移送”规则、全部涉罪未成年人纳入社会调查的范围、采取开放式规定、全面运用社会调查报告等方面得以细化,并在实践方面呈现启动权与调查权部分交叉、调查形式较为传统、不同类别调查人群的评价结果分布特点鲜明、社会调查报告结果呈橄榄状分布等特点,为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本土的实践样本。社会调查制度从诉讼层面对未成年人权利进行了保障和推进,但是,受制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配套司法制度尚未完全跟进、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理念不到位等因素,该制度在落实时存在法律属性不明、是否启动弹性过大、启动节点混乱、调查对象选取随意、二次伤害现象严重、结果运用流于形式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调查价值的充分实现,甚至不同程度悖离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之初衷。为进一步提升社会调查制度的落实效果,增进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实效,应当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做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探索,分别从明确法律属性、实行启动权与调查权分离、完善调查主体准入问责机制、准确设置社会调查程序、科学设置社会调查内容等五个层面予以设计和完善,从而切实提升社会调查在惩治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积极作用,落实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