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品藻作在中国古代起源很早，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以道德修养为标准对人物进行鉴别和评论，并以此来教化弟子。因此，人物品藻最初承担了教化民众的任务，并对社会文化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以道德和礼仪为标准的人物品藻也在无意识中将人的个性束缚起来。圣人、贤者、君子的形象成为固着在儒家道德标准之上的被纲常化、道德化甚至是符号化了的形象。随着汉代“察举”和“征辟”两种选官制度的实施，人物品藻越发受到重视，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政治工具。汉代历任帝王都曾下达求贤诏书，要求各地方政府举荐“贤良方正”之士，此时在人物的品评和识鉴中，德行这一品鉴标准依然是居于首位的。东汉末年，尤其在曹氏父子统一北方以后，人物品藻的标准开始由对正统儒家整体性道德规范的格守逐渐转变为对个体才智的崇尚。魏王曹操更是屡次下达求贤令，以“唯才是举”为中心广纳贤士。《人物志》的作者刘邵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思想转折的时代。《人物志》一书在品鉴人物时一改传统品德在人物品藻中的重要地位转而重视人物的才能。此外书中对人才的鉴别和任用进行了周详的论述，并为这一时期人物品鉴标准转型的研究提供了详细可靠的资料文本。至魏晋南北朝时，人物品鉴不再承担道德教化的作用，也不再具有人才选拔的目的性，逐渐向审美的方向发展，《世说新语》一书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转变。汉末至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极其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外在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内在痛苦忧伤的心理情绪相互碰撞，使魏晋名士不断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之径，这种解脱之径便是精神上超越与自由。这种心灵与精神的自由使魏晋士人能够自由的感知世界，感知自我；自由的观察自然万物，观察人这个个体。此时在精神自由的指引下，主体观赏者与被观赏的客体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功利的自由关系。魏晋士人以一种自由的无功利的心态去欣赏自然，欣赏人自身，这种欣赏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因此魏晋士人眼中的自然是美的，人也是美的。受到这种精神自由的影响，《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也呈现出这样一种自由的模式，即人物品藻抛弃了之前教化的或政治的功利目的，以一种无功利的自由的状态来品鉴人物的人格精神、情感或容貌之美，因此，人物品藻本身也是一种审美。本文将从标准、范畴和功能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人物品藻的发展变化，并对其怎样在《世说新语》中表现出审美化的趋向进行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