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和视角主要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初始语境。在此,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向现实的转化,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初步揭示了社会矛盾的对立运动。随后,马克思通过从现实个人的角度出发,通过生产、分工、所有制交往形式等方面的阐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发展趋势。为了更加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命运,马克思也不断地进行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部分的理论批判与建构,都为晚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不断走向世界历史舞台;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前景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日益密切。此时,马克思基于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巴黎公社这次不成熟的尝试最终走向失败,马克思期待已久的社会革命暂时在西方国家并不具备使其发生的具体条件。于是,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东方社会找出另一种可能,面对俄国等落后的东方社会,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分析和研究重新燃起了革命的希望。马克思通过查找、研究大量资料并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在多次书信往来及手稿中对以俄国、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其发展方向作了预判和估计,特别指出了俄国具有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从社会主义革命东移,到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但是,由于晚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部分主观因素的影响,关于晚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误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方法原则是走出相关理论误区的重要前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分析和研究晚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不仅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的东方逻辑、深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认识,而且有利于坚定新时代条件下中国道路自信、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促进全球交往理性的重塑。总之,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也是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过程。历史表明,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