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西周的天命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西周的君主认为天命体现在民心，故而重视人事，就是尊重天命，就是尊重道德。在西周君主的思想中，天命不是为其宣扬道德做注脚，而是道德产生的根源。这种重人事即是重天命的观念，为春秋时代的人们所继承。春秋时代提出了天命决定论，表现了既重天命，又重人事的特点。生活在春秋时代、同时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孔子，在西周、春秋重人事，即是重天命的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他乐天知命的天命观。正是因为他有：“尽人事，知天命”的处世态度，所以他一生不得志，却能表现出达观乐天的心态。孟子继承了孔子道德根与天命的意识，同时又对孔子天命观有所发展。这就形成了他“人性道德根于天”的思想，与孟子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荀子，继承了孔子重道德、重人事、重天命的观念，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战国时代出现了《易传》、《大学》、《中庸》，这三部书是对先秦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天命思想的总结。《易传》、《大学》、《中庸》都强调了道德在人事中的作用，但也有各自的特点。《易传》强调了天地人三才是同等重要的。人的道德是造成事务好坏一个重要的环节，主张人应该在天地客观环境中，效法天地的精神，来塑造道德精神。《易传》表现了人可以利用天命的特点，这是对荀子制天命而用之重客观思想的继承。而《大学》、《中庸》将天命与人性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道德精神上的培养来实现拯救世界的理想。 先秦儒家认为人事与天命是相通的，所以其对人事的看法，也包含了他们对于天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