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拟以知识者叙事为经,以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为纬,展现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小说中所折射的知识者的心路历程与言说形式的变迁。“知识者叙事”一词,大致涵括了知识者题材、知识者形塑、知识者叙述等三层内涵。1949年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思想遂成君临天下的纲领,自此迎来了一个工农兵时代。与此相应,工农兵叙事亦理所当然的衍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知识分子不仅从社会政治舞台上黯然谢幕,甚至在文学领域亦日趋边缘化。失去政治话语权后,知识者便唯有藉文学、艺术小道文类,曲折表达自己的心声。较之知识者所从事的职业与生活,彼时其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的内容似更值得关注。而知识者叙事恰可成为窥探其依然丰饶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窗扉。透过窗扉,不仅可揭示知识者别有幽怀的审美趣味,也依稀能见出隐匿其下的政治潜意识。依循既定“知识者叙事”定义,笔者从一度被工农兵文学边缘化、或已收编入革命叙事的作品中,悉心辨析、梳理出一条隐而不彰的知识者叙事流脉：包括建国伊始因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萌生的“思想改造”主题小说；“双百”时期感染“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破土而生的干预生活作品；阶级斗争己然为纲年代以反映无产阶级如何占领资产阶级最顽固的精神堡垒为名展开的大学叙事；“文革”时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文学；以及其时自外于革命风暴的诸种思想沙龙、文学群落的潜在写作。藉数章专论——主题衍变、文本裂隙、形象谱系、形式意味,揭示彼一特定时期文学中知识者主体精神、文类风格的存亡续绝及其表现形式上的变通创新形态。方法论上,叙事学对小说的形式与功能的研究方式对本文多有启示。有鉴于既往研究每每习于对共和国前三十年知识者叙事的内容(题材、事件、情节等)及其所表征的意识形态作价值评判的倾向,论文更侧重于对知识者叙事的形式即叙述行为与方法的审美观照。如从彼时的知识者叙事文本中抽取三种其习用的结构模式——嵌套式结构、情绪流结构、碎片化结构——予以探析。自然,如是侧重并不妨碍笔者对彼一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分外纠结的时代的折射、还原,在专注于形式的同时,犹着力透视政治的审美化过程与形式的意识形态意味。论文认为,叙述与结构无疑有助于知识者藉文学叙事寄托现世生活中未能了却的理想与抱负时,犹保持“文本的隐蔽性”。其不仅关乎着角色变易了的知识者如何超越现实,营构审美世界的技巧方法问题；亦兼有究竟以何种形式兼容、协调革命大叙事与知识者个体叙事间势所难免的抵牾的功能。在具体文本的批评中,“再解读”努力“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之思路,亦有助于笔者揭示文本中潜在的裂隙与矛盾。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知识者叙事,勉力保存了主流叙事在倡导民族化、大众化风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审美趣味、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名义下,对思想型、抒情型、干预型文类风格特征备加警戒、百般阉割的一脉精血。当我们藉着后知之明回望历史,求全责备地针砭彼一时代知识者勇于思想、却怯于行动的弊端,批评其饥不择食地汲收域外思想文化的暖味与风险；揭示抒情型未必尽然摆脱了“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框限；发见了干预背后的傲慢与偏见……毋忘正是赖有五十至七十年代知识者叙事存亡续绝之薪火,方能引燃新时期文坛百花(诸如反思小说、启蒙小说、朦胧诗、报告文学)春风吹又生之势。综上所述,以1949年为时间节点,前后三十年文学中的知识者主体精神及其叙事确曾发生了某种裂变；然而其浴火重生,自强自虐(或受虐),终究精魂不散、隐忍待发,直至以七十年代的“地下写作”,奋起揭开新时期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觉醒的序幕,迎来八十年代——继五四时期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知识分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