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输入与传教士来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进程,影响深远。由鸦片贸易引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饱含屈辱近代史的序幕。从此“欧洲诸国与天朝立约,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此同时,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居住,开启了宣教的黄金时代。“通商加传教”这一组合成为西方对华的普遍诉求,引发不小争议,令人诟病至今。在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早期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往往得出传教士是“鸦片帮凶”、“鸦片贩子”的结论。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转向用文化交流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传教史,其中大多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传教士为“反鸦片斗士”。事实上,传教士群体对鸦片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动态、渐变的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由于合法居住权和经费不足等问题,往往依附于鸦片商行或外交官,以换取他们对传教工作的支持,对鸦片贸易往往采取暧昧默许之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来华传教士特别是医疗传教士的剧增,以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为代表的中期传教士,开始从生理、道德、社会危机和传教前景等方面抨击鸦片贸易,揭露鸦片危害,对鸦片的负面评价达成一致观点。这种共识成为在华传教士群体合作的基础,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1910)、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为代表的后期传教士,不再停留于谴责鸦片贸易,而是积极参与禁烟运动:在各地建立戒烟所;出版反鸦片的著作;在三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提出反鸦片决议;成立跨宗派、跨国籍、跨身份的全国性反鸦片联盟——中国禁烟会;并推动官方禁烟与国际禁毒合作。1907年,清英政府签订《禁烟条约》;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场运动走向高潮。自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到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正好跨越整整一个世纪。来华传教士群体对鸦片的态度,大体经历了暧昧默许、口头谴责和行动制止、禁烟官方化四个阶段,传教士也实现了从负面的鸦片贩形象到正面的反鸦片人士的转变。本文试图分析在晚清百年的历史里,作为一个群体的新教传教士鸦片观的演变,并探讨其中的原因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