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关于香药历史、药效物质基础和临床使用方面的研究都有持续进展,但社会科学领域论著多集中于中外往来密切、贸易频繁的唐宋时期,对明清时期的香药缺乏重视,未能连贯把握历史脉络,自然科学领域如中医药界多集中于“香囊辟疫”、“芳香开窍药”等研究,而民族医药界所做的努力无出其右。明清时期为小冰期寒冷气候,气候影响疾病,疾病又影响医家的治疗和认知。任应秋认为温热家特点是使用安宫牛黄、至宝、紫雪这些方,在大量的辛凉药中挽救心阳,这种方法《伤寒论》中没有,是温热家们的一大发明。在传统本草文献分类中,明代香药在《本草纲目》首见“芳草”、“香木”等类别,并影响了清代本草著作的分类。该时期既有对明以前使用香药经验的继承,又有本土植物的香药性新的认知,也有对外来香药认知的深入,而“药露”的广泛使用,使香药使用类型更加丰富。本研究通过对明清本草文献的系统梳理,结合相关医案、传教士著作等,以其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为背景,分析明清香药使用特色与影响。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史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这些史料,分析其具体内容中表现出的学术思想与特点,探讨明清时期香药使用特色及规律。论文“前言”部分对明以前的“香药”情况、明清时期“香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正文分为五部分,即：明以前香药、明清时期香药记载、明清时期香药来源、明清时期香药使用、明清香药的社会影响因素。从逻辑结构讲,是回答香药“是什么”、“怎么用”、“历史沿革如何”、“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用法”等。正文第一部分“明以前的香药”,对明以前香药情况进行简要梳理,总结香药使用特点。第二部分“明清时期香药记载”,以“本草文献”、“香谱”、“传教士与香药”展开介绍。“本草文献”按内容特点分别从“芳草”、“香木”、“药露”等角度梳理。“香谱”中重点对外用之香进行了分析。明清时期本草文献香药的书写,因为对药性认知的不一样分类思想的不一样,分到了不同的部分里,但从自然属性来看,大体不离“芳草”、“香木”、“药露”、“花部”之类。谱录类书也能寻得香与医之关系,明代香谱多录历代香方,及至清代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蒸”香以露疗疾。此前香露多为妇女容妆之品,明清之际广泛点茶食用、药用等。他者视野中的芳香药,主要以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著作为例,卜弥格描述了相关植物和在中国的药用方式。传教士不仅向欧洲汇报中国见闻,也将西洋药物介绍到中国,最典型的是“其法始于大西洋”的“药露”。第三部分“明清时期香药来源”,重点从本土和外来两种情况分析。从朝贡贸易来看,明代的香药输入种类和前代基本上是一致的,既有熏身之香,亦有药用之材,也有食用之香料。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明代开始已经有鸦片(乌香)的输入,这是清代俞正燮的考察结论。清代藩属国进贡的香料与明代记载的基本相同,在芳草香木之余,有蒸馏之花露水、荼靡露、各种药露；此外还有一种传入方式是西洋传教士所献。中国本土香药,因气候环境、森林植被、人口密度等等影响,每一朝代各有侧重,主要是原材料的麝香、沉香、苍术、薄荷等,而且也有制备意义上的“樟脑”、“薄荷脑”等。海禁政策下,外域香料输入的数量十分有限,巨大的香料需求大大地推动了国内香料的种植,对外来香药的本土化研究也表明,出现了不少远胜舶品的香药。第四部分“明清时期香药使用”,重点分析明清时期香药不同于既往的使用情况。明清时期香药的应用比较广泛,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燃者取烟熏或香灰,蒸者取露,或取其味,或取其用。此外,明清时期对香药的炮制、使用注意、香气蚀脾另类医案的记载也说明对“香”的使用是一个不断加深认知的过程。第五部分“明清香药的社会影响因素”,重点分析明清时期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统治者态度等对香药使用的影响。从外史角度而言,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香药使用的影响,表明自然环境与香药使用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关系：气候变迁带来药用资源分布的改变,导致追求香药使用,同时对香的追求也会导致资源分布的改变。社会文化环境对于香药使用亦有影响：墓葬中使用香料进行尸体防腐处理十分流行,生活方式上焚香煮茗、儒道佛的推动。统治者态度对香药也有影响。明清时期的香药既延续其奢华风格,亦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而走入寻常百姓家。本文讨论部分重点围绕香为熏、香为药、香为媒、香为患等4个主题展开讨论,初步凝练出该期香药使用特点。文章认为尽管《山海经》等文献、葛洪等医家著作有佩带薰草等的记载,但“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实是明清医家的一大创新。因为邪从阳明口鼻入,则治亦从口鼻,或以“塞鼻”为阻止病邪侵犯人体途径的思维,或以“取嚏”为将邪排出体外的治疗思维。未病时用以顾护正气,提高人体抵抗力,既病就要逐秽。明清时期展现出来的新的香药认知,是该时段医家的智慧结晶。此外,对于香药的“蜡包”方式也是明清医药从业人员的创新。而将香露由妇人妆品延展到疗疾的应用,还有茉莉根的镇痛麻醉作用的记载,对香药资源开发不仅就香材本草本身,而是扩展至周边相关产物的开发应用等,也是当时的创新。这些创新之见,对于当代中医药创新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传统医药面对现代转型的困境,如何继承与突破传统,并寻找到在当前环境下中医药发展的新思路,反思去今不远的明清时期,在传统与外来之间,以“香药”见历史,鉴古知今,对如何展开相关中医药的研究也提出了个人见解。本文创新点：所用史料不仅着眼于“本草”古籍,还拓展到谱录、档案、日韩相关医书、传教士书籍等,初步研究总结出明清香药使用特点和应用规律,概略地构建起既断代又专门的明清香药史,提出以史为鉴开创香药未来发展的个人意见。(1)选题创新。历史学界目前对香药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唐宋阶段,社会科学领域谈“香文化”的多,集中在“香料与香谱”领域,亦有谈及香与国家控制、香与社会经济生活,而谈“香药”的少。唐宋为香事之盛,元明之后,虽然香谱、香药著作层出,且在香料来源中多有革新,但多被忽视。医史学界对香药的研究1978年以前的相关研究多定位于“媚药”功能性的发挥,而1979-1986年的研究定位于“香料药物”的名物考和具体应用,1987年至今对异域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香药都有探索。自然科学领域多涉及香药的功能性、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而对香药历史的考证却缺乏重视,对香药在整个医学史进程中有怎样的流变(资源以及药用范围)思虑不够。正是对明清香药关注的空白促成了此研究的开展,本论文概略地构建起既断代又专门的明清香药史,同时试图为一些个案香药的应用提供新证据,提出了以史为鉴开创香药未来发展的个人意见。(2)史料、方法、视野的创新。从史料角度来说,既往药学史领域多集中于本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本草”古籍,史料拓展到相关谱录、档案、日韩相关医书、传教士书籍、考古文物等,尽量全面还原明清时期香药的使用情况。从方法学上来说,既往药学史领域多从文献考察和实地调查确认本草基源,本文尚使用了相关人类学的解释方法,富有一定特色。运用历史学方法对芳香本草文献进行纵向梳理,并使用相关出土文物报告,采用“二重证据”法以把握香药的渊源及演变,也是试图实践陈寅恪先生提出互相参证的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视野来说,明清处于“西学东渐”的大时代背景下,相关西学虽未能撼动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但有相关药物融入进中医药理论,此时“中学西传”影响力不及往期,但依然通过传教士、贸易等的互动实现“中学西传”。此外,从生药原材料的使用到蒸馏精华物质的使用,多种视野下的“香药”就赋予了多重内涵。从写作视野来说,属于内外史结合的写作方式。(3)对明清香药研究结论的创新。初步研究总结出明清香药使用特点和应用规律。清代出现的很多药露药油都是音译名词,尚未有古汉名和现代药物名的对应,通过对清宫“巴尔萨米油”的分析,指出早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当时名叫“阿勃参”,清代传教士尚有记录为“拔尔萨摩”,晚清时期又被译为“波勒杀末”,对应为现代《中华本草》记载的“秘鲁香胶”。此外,清宫出现的“德里亚噶”其实是唐以前就传入我国的“底野迦”,可能为阿片类制剂。并且首次对“邪从口鼻而入”的问题进行综合性表述,指出“邪从口鼻而入”为明清医家的一大创新,因为邪从阳明口鼻入,则治亦从口鼻,或以“塞鼻”为阻止病邪侵犯人体途径的思维,或以“取嚏”为将邪排出体外的治疗思维,未病时用以顾护正气,提高人体抵抗力,既病就要逐秽。香药的“蜡包”方式是明清医药从业人员的创新。而将香露由妇人妆品延展到疗疾的应用,茉莉根镇痛麻醉作用的记载,对香药资源开发不仅就香材本草本身,而且扩展至周边相关产物的开发应用等,也是明清时期的创新。这些创新之见,对于当代中医药创新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