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向家庭个体的转变过程中,家庭、家族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家成为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单位。随着西周宗法分封制的确立,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汉代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全面确立,儒家所倡导的“家族本位”成为人们家庭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为规范和管理家族的日常生活,家族法这一观念逐步产生并日渐完善。中国的家族法作为礼法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巧妙地实现了礼教与法律的结合,成为控制中国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弥补了国家法在基层的不足,尤其是其赋予了家长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罚权,既确保了国家传统礼教的权威,又节约了司法成本,使家族法在传统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初的湖南处在社会激荡的风口浪尖,既有西方法治思想的传入,也有谭嗣同等改革维新派对社会变革与民权的大声疾呼,更有国共两党对于乡权、农民运动的鼓吹。伴随着民国政府的建立,一系列的民事、刑事法律的颁布推动了湖南社会的移风易俗,作为中国法制二元结构的家族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家族组织中不断出现大量的“叛逆者”,家族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清末民初既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虽然有大量先进法律的颁布,但真正能够全面实行者寥寥无几,这就给家族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它在继承传统功能的同时,也试图吸收先进的法治思想,以实现维护家长特权、身份等级制度、维护基层政权稳定等价值取向。本文选取了清末民初政治、经济冲突激烈的湖南作为家族法研究的重点,通过剖析清末民初湖南家族法的主要内容,展现动荡中的湖南基层社会的生活状态,以小见大,探究清末民初家族法的时代特征,并对这一时期的家族法进行法理性的批判,以达到对清末民初家族法认识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