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盗窃罪历来在数量上排居首位,公安部对1980年至1990年十年间的杀人、伤害、诈骗、抢劫、强奸、盗窃六类案件统计分析表明,这六类案件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其中盗窃案件占百分之五十左右。1本文通过对杜庆芳盗窃案的案例分析,重点在于阐明盗窃家庭成员及其近亲属财产时的处罚,以及杜庆芳的两个盗窃行为一个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另一个被判处刑罚的原因。本文正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分别介绍案件各方意见并引出文章主要争议问题,即杜庆芳盗窃案的实体方面问题争议和程序方面争议。实体方面问题争议为杜庆芳的盗窃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杜庆芳在本案中的行为到底是对自己权利进行维护的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民事行为还是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程序问题方面争议为杜庆芳盗窃案中控辩双方都拿出自己的证据证明自己所持观点,为什么法院在判决杜庆芳盗窃案时采信了原告的证据而未采信被告的证据。第二部分,问题的法律分析,实体方面阐述盗窃罪犯罪构成的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是否适用的问题；程序方面分析证据运用原则及证据采信原则。第三部分,问题的分析结论,通过分析案件的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解释》适用问题,分别分析杜庆芳的两个行为,最终杜庆芳打开家中保险柜的行为因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适用条件而适用了《解释》,而杜庆芳打开其公婆家保险柜的行为因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而成立盗窃罪。程序方面分析了本案的言词证据和书证证据,从而分析出法院采信原告证据是正确的。第四部分,家庭成员和近亲属间盗窃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