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关于船舶扣押的法律问题。船舶扣押制度是解决海事争议的重要程序，也是各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一直都得到国内外航运界、法律界的普遍重视。早在中世纪，扣船制度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并逐渐成为解决海事争议的重要司法程序，虽然其在大陆法系中被视作财产保全处分，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发展成为对后世颇具影响的对物诉讼制度。扣船制度在海事诉讼中处于前沿性和重要性地位，使得研究扣船制度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我国作为一个航运大国，这一特殊的海事司法制度在我国从起源到发展，只经历了一个并不太长的历史。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船法律程序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确定的简单的扣船程序，是我国扣船制度的开始。1986年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诉讼前扣押船舶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1986年扣船规定》)，对海事请求权及可扣押船舶范围、申请扣船程序、送达和执行、扣船费用、扣船与诉讼的关系等作了较详细的规定，是我国扣船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1994年最高法院制定并发布《关于海事法院诉讼前扣押船舶的规定》对《1986年扣船规定》作了修改，规范了诉前扣船。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设专章规定了海事保全，其中又设专章规定了船舶的扣押和拍卖，可视为扣船制度的里程碑。可见，尽管我国对于扣船制度的理论研究尚不完善，但对船舶扣押的立法实践却从没有停止过。在海事法中，对于船舶扣押制度问题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争议，即使是在国际公约中，最初参与制定的国家也是本国利益的指向，所以在更有利于国际海商事发展的立法方面还有着很大的空间。另外，扣船牵涉的利益多方，特别是我国扣船制度研究还处在初期，很容易在实际的案件中造成利益损失，对比英美扣船制度和国际公约，找出其中有利和不利于我国船舶扣押之处，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公正公平秩序的建立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的海事诉讼法律对船舶扣押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以国际公约和外国立法的新发展为参照，结合我国海事实务与海事诉讼实践，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整体分析，比较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等论证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对我国船舶扣押制度的完善有所益处。本文通过对两个国际扣船公约和我国海诉法中对扣船的定义的比较，认为把扣船定义为“为海事保全目的而非司法目的，通过司法途径对任何相关权利船舶做出的任何滞留或限制其离港的扣押”更为客观和全面。对扣船性质的比较和分类，我们认定扣船的海事保全性质。我国的扣船立法大都参照了国际公约，通过对三个国际公约的阐述和比较，找寻我国扣船制度的渊源。探讨了船舶扣押引起的管辖权问题，主要分析了船舶扣押的实体管辖和非实体管辖。我国法律对不便审理法院原则没有规定，鉴于此原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较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体现司法正义，本文认为我国法院应该引入此原则。阐述与船舶扣押相关的问题，选取船舶的“活扣押”和“死扣押”、多次扣船与重复扣船，以及错误扣船的问题进行论述，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扣船法律制度中重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对比、分析和讨论，得出了对我国扣船制度有益的借鉴。“活扣押”是作为“死扣押”和不扣押之间的折衷出现的，对保护和促进航运经济的发展，避免“死扣押”造成的损失，有着积极的意义；对重复扣船及其例外做了分析；并对错误扣船的性质、范围特别是通过案例对比传统英联邦国家及澳大利亚和非洲国家对错误扣船制度的不同规定，认为我国的对错误扣船赔偿措施的制度与澳大利亚和非洲国家类似，较好地保护了被扣船人的利益。本文还对两大法系扣船制度进行了对比，认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有关扣船的一些基本理论上颇有差别；国际公约对此作了折衷处理，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调和两个法系；中国在船舶扣押方面的立法是以国际公约为基础，同时具有“中国特色”。论述了我国扣船制度的立法和完善等问题。我国扣船制度立法上借鉴国际公约，整体上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在法律的移植过程中的消化和本地化也显得比较重要。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立法的原则性而不够具体，使实践上找不到对应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