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企业也将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如何提高企业投资行为的效率已经成为企业转型的关键环节。遗憾的是,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逐步显现,大股东利益输送、管理层自利行为或防御心理以及大股东和管理层之前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上市公司正在试图通过调整股权结构、加强董事会监督、建立激励机制等一系列的公司治理制度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此外,企业的发展遵循着动态轨迹,经历着从孕育到成长、从成长到成熟,最后从成熟到衰亡的过程,而处于各个不同阶段的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制度背景、组织结构以及经营状况也将存在差异,必然会导致企业所面临的代理成本、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存在差异,从而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效率造成不同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利用2011-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研究思路上,先说明想要研究的问题和意义,再通过文献综述回顾当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将规范理论分析与实证经验证据相互结合,最后得出研究结果并做出建议。其中,在理论方面,本文将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资本投资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企业可能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动因以及阐述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治理机制对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在实证检验方面,首先本文将借鉴Richardson模型,对所构建模型的进行回归估计,通过计算模型得到的残差来度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当回归估计得到的残差大于0时表明企业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当回归估计得到的残差小于0时表明企业发生投资不足行为,其次本文将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能够代表公司治理机制水平的13个变量分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并分别选择第一主成分来度量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最后本文将借鉴Anthony和Ramesh提出的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方法,根据企业的资本支出、主营业务收入和企业年龄三个指标并结合打分法将生命周期合理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研究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三个不同阶段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对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差异。本文在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非效率投资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并且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伴随着生命周期的改变而变化;第二,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都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相比投资不足行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第三,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发现,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监督机制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在成熟期抑制效果更好;激励机制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在成长期抑制效果更好;而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在衰退期都无法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监督机制在成熟期和衰退期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激励机制在成熟期和衰退期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在成熟期治理效果更好;而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在成长期无法有效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此外,本文使用重新界定度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和改变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两种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文研究结论一致。最后,本文克服了目前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静态层面的局限,考虑了各项治理机制之间的联系与影响,结合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有针对性的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便更好的发挥治理机制的监督和激励作用,为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