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史学界的声响也尤为巨大。梁氏一声呼喊使得“新史学”运动的开展如火如荼,是时人人都以言“新”为荣。大量的专门史从传统史学统揽一切的局面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食货、法律、文学等各学科也渐入史学的藩篱,中国法律史学就是其中之一。在进入清华园之前,杨鸿烈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便是亦步亦趋地紧密追随胡适,他把胡适当作自己的偶像,此时他的学术研究也大多都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附和之作。在第二阶段于1926年考入清华园跟随梁启超学习法律史,在其后的十余年间,他相继完成了《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三部作品,奠定了他法律史研究大家的学术地位。在杨鸿烈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他于1940年进入汪伪政府任职后,受限于时代的拨弄,杨鸿烈虽偶有文字产出,但学术生涯已然中断,所产出的作品也丝毫没有学术价值,大多也只是为时局而写的富含“亲日”倾向的文字。建国后,因为“反右”风潮,杨鸿烈也丧失了继续从事法律史研究的机会。伴随新式教育的普及与推广,西方近代的法制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传播,梁启超发起的史学革命更增添了西方理论在史学界的影响,中国法制史领域也发生了由“律学”到“法学”的转向,主张“文化阐释”的“新法史学”开始改变传统主张“科学实证”的法制史研究理路,最终两派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作为梁启超门徒,杨鸿烈的法律思想内涵正继承了梁启超的理路,他也是继梁启超之后,自觉将“新史学”思想融入中国传统法制史学领域的积极代表,他在自己的法制史学研究作品中积极运用西方的概念名词和法律思想,实现了“新史学”思想在传统中国法制史领域的落地。面对近代政治失意的社会现实,民国时期不同法律史学者对“中华法系”进行了丰富详实研究的初衷在于其民族主义立场。杨鸿烈也同样出于现实原因考究近代“中华法系”,得出了“中华法系”的空间范围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存续时间范围为殷商到清末的结论,集中展示“中华法系”延展范围之广、存续时间之长。并且,近代“新史学”运动的发迹来源正是内忧外患之下渴求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主义,从杨鸿烈对于“中华法系”的展示过程中更能深刻地看到他对于“新史学”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