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古老又常新的重要论域。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家，从近代政治哲学家洛克、黑格尔，再到当代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等人，国家与社会的权界始终是思想家们努力区分的问题。作为对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一种理论抽象，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对于解读乃至建构近代以来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成为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模式取代了中国研究领域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模式，强调从中国自身探寻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动因。不仅如此，它还超越了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模式，使中国研究进入到对微观社会的精细化研究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研究框架及产生的研究成果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后，迅速地与中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的实践结合，产生了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市民社会理论为解释工具，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二是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去透视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三是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事件／过程”分析，通过对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分析，在实践中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但与此同时，学界也存在滥用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现象，作为一种西方模式，不加反思地运用于非西方文明的研究，有可能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和误读。此外，整体倾向的“国家与社会”模式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多层性，具有内在的缺陷。因此，作为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一种超越，反思性地使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也许是一种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