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可能是随后虐待儿童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但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其随后虐待儿童的复杂关系仍有待澄清。以往研究中更多探讨的是个人主义文化下欧美国家儿童虐待的代际传递,且侧重于年龄较大儿童。本研究以中国和马拉维3-6岁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和马拉维文化背景下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虐待儿童的关系以及教养方式、心理韧性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选择3-6岁儿童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较少研究关注3-6儿童虐待,更缺少跨文化比较;（2）从亲子关系看,学步期后,幼儿的活动能力范围扩大,欲求、愿望不断增强,亲子冲突逐步显现;（3）从国际教育体制看,3-6幼儿普遍进入幼儿园,保教工作者虐童事件常有发生;（4）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马拉维在殖民地时期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一直为大家族教养,其养育方式整体介于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和马拉维文化背景下儿童虐待现状、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虐待儿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包括四个子研究:研究一、验证测量工具在中国和马拉维文化背景下的有效性;研究二、中国和马拉维儿童虐待的基本维度与状态;研究三、中国和马拉维儿童虐待与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四、通过统计模型探讨中国和马拉维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儿童虐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395名中国浙江省杭州市3-6岁儿童及其父母和344名马拉维利隆圭市3-6岁儿童及其父母参与本研究。采用家长报告的形式获取研究数据,包括父母和孩子的背景资料,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儿童行为和儿童虐待。具体来说,使用童年期创伤问卷（CTQ）评估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ISCAN儿童虐待筛查工具（ICAST-P）评估儿童虐待;康纳戴维森恢复力量表（CD-RISC）评估心理韧性;父母教养方式量表（PSDQ）评定父母教养方式;儿童行为量表（CBCL）评定问题儿童行为。通过描述性统计描述中国和马拉维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和儿童虐待现状;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探讨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虐待儿童的关系及儿童虐待与问题行为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教养方式、心理韧性的中介或调节作用。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一、验证中国和马拉维文化背景下测量工具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所有工具在中国和马拉维文化背景下均具有与原始工具相当的可靠性。除康纳-戴维森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采用了三因子结构,而不是原来的五因子结构外,所有工具都保留了原始因子结构。2.研究二、查明中国和马拉维儿童虐待的现状。结果显示:儿童虐待的发生因国籍、性别和种族而异。中国和马拉维3-6岁儿童的父母在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身体忽视和情绪忽视等童年期受虐经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童年期受虐经历不存在性别差异。同时,中国和马拉维3-6岁儿童在遭受的非暴力规训、轻度躯体虐待、严重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马拉维3-6岁儿童遭受的虐待存在性别差异。此外,父母的教育水平对中国和马拉维的儿童虐待有显著影响。3.研究三、探明中国和马拉维儿童虐待与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儿童虐待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受到国籍的影响,儿童虐待可以显著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同时,中国儿童的睡眠问题、注意问题存在性别差异。4.研究四、揭示中国和马拉维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的儿童虐待的关系及相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和马拉维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可显著预测随后的儿童虐待;同时,教养方式在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儿童虐待间起中介作用。此外,心理韧性在父母童年期受虐经历与随后儿童虐待间起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果启示如下:（ⅰ）应及早对儿童虐待进行定期评估,实现早发现、早干预,而非在学龄中期或青少年期才关注;（ⅱ）父母的童年期受虐经历是儿童虐待的重要风险因素,童年期受虐待的父母应作为高危险人群及早干预,并形成家庭、社区预防机制及干预模式;（ⅲ）持续监控儿童虐待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及早干预;（ⅳ）以加强父母教养方式教育作为预防儿童虐待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