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具有边疆、沿海、民族、侨乡等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历史上,广西既非全国的政治重心,也非经济核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历经长期的开发,明清以来穷山恶水逐渐得到了整理和开发,蛮烟瘴疠也逐渐成为历史陈迹。在促进广西开发诸多的动力要素中,政府的行政作为固然十分重要,但民间工商力量所引领的经济交往同样居功奇伟。现今,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等区域经济合作的启动,广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文以商人会馆为切入点,基于 16 至 20 世纪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以经济交往与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以历史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借助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科尔曼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城市化等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所提供的多维学术视野,探讨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密切与扩大以广西为轴点的国内外经济交往,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历史效用,从理论上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基质,为当前广西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本文认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起的商贾跨地域流迁、社会价值观的转变,配以文化的区域差异为商人会馆在广西的勃兴提供了历史契机。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商人会馆自创建伊始就在自我调适中保持着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演进趋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广西社会生活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从共时性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铸就了广西商人会馆的地域差异性,各地商人会馆有着独特的地方特色。对此,文中主要分湘江—桂江、浔江—郁江、红水河—黔江以及左右江流域四大区域加以探讨辩析。商人会馆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同乡会组织,是明清社会富于中国乡土特色的组织与制度创新。会馆制度的建立,有效地降低了客商长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对同期广西商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以商人会馆为依托,侨居广西的行商坐贾有效地克服了异地经商的诸多困挠,保护了自身的产权利益,实现了由流寓向土著的转变。客商的本土化有利于广西商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借助商人会馆所凝聚的关系资源和网络资源,活跃于广西乡闾市井的商帮建构了以亲情乡谊为基石的商业网络,扩大了广西与国内外市场的贸易往来,开发利用了广西后发的资源优势。此外,地域商帮还利用商人会馆特有的契约机制与神道功能,开展诚信教化,强化团体意识,一定程度上遏抑了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整合了 16 至 20 世纪的广西传统市场,确保了商业经济的持续递进。商人会馆的空间分布保持着与城镇空间分布的同位。它所承载的商品、人力、资金、文 1<WP=4>化等要素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教育的变迁,成为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商人会馆由城市向集镇的扩散也带动了商人经营网络由城市向集镇的伸张,集镇从中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乡村市镇化的据点,启动了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的近代城镇化进程,推动着广西近代圩镇的快速发展。这一历史现象的发韧与发展,对城镇腹地农村经济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农村原有的孤立闭塞格局被打破,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导向明显强化,乡村经济商品化得以较大的推进。对之,研究者分别选取桂东北地区和戎圩粤东会馆展开深入的透析。会馆史是颇受海内外学人所重视的传统研究课题,学术价值较高。边疆开发史则是有较大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以商人会馆为载体,透视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既可能亦必要。两厢结合也将衍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对各自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大有裨益。但就目前而言,这种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本文的研究意在抛砖引玉,笔者真诚期待着各方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