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经济单元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微观基础,家庭分工对于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家庭观念的不断转变,我国传统以性别为准则的分工模式有所改变,由长久以来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发展到了 90年代以双职工家庭为主的模式,再到多样化分工并存的模式。与此同时,随着看护孩子、照料老人以及房屋清洁等家庭劳务的影子价格日渐上升、婚姻契约关系不稳定性日益加剧,家庭成员就业选择之间的依赖和制约关系不断加深。因此,鉴于夫妻间就业决策的联合内生性,为了探究当前我国家庭分工的决策机制和揭示家庭分工过程中夫妻双方的战略互动效应,本文采用博弈论的思想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首先,本文通过对相关就业理论和文献的梳理构造了包含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配偶就业选择以及外生冲击的个人效用函数。其次,在不同夫妻分工(平等自利、丈夫主导以及妻子主导)和行动顺序的假定下,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建立家庭分工决策行为的几类非合作离散博弈模型(分别为Nash均衡、丈夫领导的Stackelberg均衡以及妻子领导的Stackelberg均衡博弈模型)。随后,利用效用论、显示性偏好原理、理性人假定等经济学理论对夫妻效用函数进行排序,从而得到了三种博弈均衡的概率分布。最后,通过构建样本似然函数估计中国家庭分工决策行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年龄对丈夫和妻子的就业影响基本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而因社会责任、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妻子的倒U型曲线特征更为明显;(2)工资率对人们的就业倾向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劳动力价格仍是影响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3)未成年孩子数量显著的激励了丈夫选择就业,而显著地制约了妻子参与社会分工;(4)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从而促进夫妻双方参与就业;(5)配偶的就业选择对自身既存在正向的激励效应,也存在负向的“搭便车”效应,但总体上激励效应大于“搭便车”效应。此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还为提高家庭福利、社会稳定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