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奠基,是神本宗教区别人本宗教的最大特质。约翰.加尔文模塑的归正宗信仰的启示观不同于路德的信义宗,它并非始于个体属灵经验,而是基于上帝的自知与自启,其神学支撑是上帝的道,起点则在于上帝对人的俯就屈尊。加尔文的神启论重溯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神学理路,其思想逻辑以知识(拉丁文cognitio)作为神学的主旨,但加尔文所建构的并非奥氏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却是救赎性的知识论,它不是纯知性的一种认知,而是与“敬虔”链接在一起,这亦呈显了加尔文为其基督归正信仰所坚守的始终一贯。对加尔文而言,这系统化认知的得获渠道只能源自上帝的“启示”,这样,神启方法论便奠定了他整个神学思想的架构。加尔文的神启论将上帝的启示划分为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两大范围。普遍启示的外在印证于造化,内在印证于直觉。加尔文凭据圣经资料与哲学观察,在普遍启示的本质、真实性及效用议题上,所持的立场比阿奎那及巴特更为一致,即上帝透过其创造与持续的护理,在自然、历史以及人性层面给出关于祂电自己的一种客观、有效且合理的启示。普遍启示一直存留,但却不能被用来建构一套自然神学。加尔文随即指出,因着人的无知与邪恶,普遍启示已经无法全然生效,特殊启示就成为必然。特殊启示主要侧重在个别的位格里,受感于上帝的启示,领受了祂呼出的声音、话语以及袍预备要显明给个体位格的关于袍自身的奥秘,途径主要是圣经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彰显。因此,通过普遍启示所能达至的是对上帝“存在”的知识,而通过特殊启示却能达至对上帝“本性”知识的了悟和诠解。从加尔文神启论视角看,因有启示就必然有对启示的回应,其中,内在回应产生宗教系统,外在回应产生文化系统。宗教和文化都在寻找“价值”与真理,寻求的本身就显出宗教和文化并非绝对真理。再加之实存的“堕落”,在历史上留下持续的破坏力,故此,宗教与文化受到全面玷污。在尼布尔关于“基督与文化之关系”五种形态的光谱中,加尔文作为“转化派”的立论者,驻足于光谱的中心,宣明人们所置身的世界与文化仍是在上帝圣手的统理之下,亦是在基督的救赎与怜恤之中,主张堕落中的文化需要透过上帝的救赎才能得到更新与转化,继而实现“信仰在文化扎根、文化藉信仰更新”的理念。这亦是神启彰示下的对普世宗教与文化危机的整体性检视。在这一立论的根基上,考量加尔文启示神学的文化意义及其适切性,旨在论证加尔文神学的启示信仰在某些方面是改变历史的方式,不论是借着建立新看法和观点的基础,抑或是清除这些发展的智性隔障。尤其在西方文化精神的塑造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上所凝塑的意义功效,作为试验性的指标,意在评测加尔文启示神学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以及可能涵括的意涵,以此更深入把握启示神学与文化之间那种施予启示与接受启示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