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也是各国宏观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出发点。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更是实现国家战略和民生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新常态下对于通货膨胀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治理则需要从我国宏观经济的阶段性新特征出发,以动态视角认清环境的发展变化,理清内外部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并探索这一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因而,本文旨在围绕我国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展开探讨,一方面从通货膨胀自身特征入手,对新经济形势下通货膨胀过程的演进规律与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从通货膨胀成因角度,选取有代表性的冲击源,进一步分析内、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匹配有效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所获结论如下:(1)识别我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特征并对影响我国物价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构建GARCH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波动具有聚集性、非对称性和溢出性等特征。因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期,建议货币当局坚持稳健的政策基调,提高政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以免出现“高波动,高通胀”局面下的价格机制扭曲与福利损失。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影响我国物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通货膨胀成因进行分解。首先,找到了四个主要影响因子:成本因子、需求及货币因子、财富因子、国际因子。其次,通过计算因子载荷,发现2004年至今成本因子对CPI波动的解释能力最强,占主导地位,而后是国际经济冲击和来自需求拉动与货币供给方面的影响。最后,通过计算因子得分,找到影响每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2008年初及2011年第二季度,成本因子得分最高,期间食品价格、原材料价格的轮番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在2007年上半年,需求及货币因子得分最高,期间经济快速增长下的高需求与扩张的货币政策是刺激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2010年初,财富因子得分最高,期间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持续攀升是加剧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在2007初,国际因子得分最高,期间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驱动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分析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动态特征并检验通货膨胀及其持续性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本文采用IMS-AR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持续性进行估计,发现其具有明显的时变性与区制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通货膨胀持续性最高,而2012年起至今有明显减弱,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通过构建五变量TVP-VAR模型进行回归发现:首先,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呈现显著的时变特点,在2008年货币政策大力度扩张的背景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物价水平的调控较为有效,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更为显著,并且利率调整撬动了通货膨胀持续性。相对而言,在2010年货币政策明显收紧的基调下,两种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均有所改善。其次,整体看来,货币政策更多实现了对通货膨胀自身的调节,但在政策基调发生转变的某些时点,两种货币政策并未使得通货膨胀持续性步入新的区制。最后,通货膨胀持续性对通货膨胀自身存在很强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且,通货膨胀持续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长期来看也尤为深远。因而,建议政策当局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区制状态、转移概率予以重点关注,并施以更丰富的结构型政策工具进行调节。同时,鉴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持续性水平仍较高,货币当局在应对通货膨胀时也需谨慎把握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充分考虑公众预期展开前瞻性调控,降低政策成本。(3)运用时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我国“产出—通货膨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势特征,探讨经济周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变化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长期来看,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拉动效应。而在短期内,两者的相关性会随经济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在经济“高增长、高波动”时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为正且坡度较大,此时通货膨胀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应关注由于企业调价行为引致的物价螺旋式加速上升,并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在经济“低增长、高波动”时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为负且坡度较小,此时存在经济结构失衡,深化改革,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是稳定物价的根本性措施。在经济“低增长、低波动”时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为正且坡度较小,此时失业率偏高,且市场结构仍存在问题,政府应注意通货紧缩的潜在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扩张性政策,科学引导消费。目前,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呈现扁平化态势,意味着经济周期波动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出现了弱化,但应特别警惕物价的异常波动,避免一旦通胀加剧,政府将为维持物价稳定而付出更大成本对经济周期进行调控。(4)考察资产价格变动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并探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首先,运用MS-VAR模型将我国经济划分为“通货紧缩”、“低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三个区制,其中,低通货膨胀区制稳定性最强,持续期最长,而通货膨胀区制稳定性最弱;且低通货膨胀区制更容易向通货膨胀区制转移,当前我国处于低通货膨胀,应警惕通胀风险。其次,在三个区制中,房地产价格均表现出对通货膨胀变化的指示性作用,而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联较弱,房地产价格波动要先行于通货膨胀变化2年半-3年的时间。因而,对房地产价格的关注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且以通货膨胀为目标,房地产价格为调控对象的货币政策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最后,从通货膨胀及资产价格的视角,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明显更为有效,且其调控效果表现出显著的区制特征:在通货紧缩区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未能有效调节房地产价格;在低通货膨胀区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对房地产价格调控的初期效果十分显著;在通货膨胀区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及房地产价格的调控均是前期效果较好,但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说明在高通胀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两者的调节效果是边际递减的,需要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框架,运用创新型政策工具,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以实现稳定而有效的调控目标。(5)研究开放经济下以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汇率波动为代表的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首先,通过分别使用贝叶斯算法下的MF-VAR模型和传统VAR模型进行回归,证实了混频模型能够充分利用不同频率的样本信息,减小估计偏差,使估计更为准确有效。其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会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最后,汇率的变化会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反向抑制作用,相对而言,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持久一些。因而,为更好地稳定国内物价水平,建议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在拓展海外投资渠道过程中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需求,更大程度上掌握大宗商品议价能力,参与并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规则;同时,持续深化汇率体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争取人民币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的转换,进而提高自身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降低输入型因素对我国物价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以上是本文基于货币政策及内、外部冲击视角下,对我国通货膨胀动态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所获的主要结论,阐述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性,形成机制以及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启示,以期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