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问题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急剧变革的新时代,给予政府信任问题持续的理论关注和研究,并做出符合实际与逻辑的回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府信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恒在主题,而在中国转型社会中的政府信任问题则更具有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补充已有的相关解释路径和观点,完善和丰富我国政府信任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信任作为民众抗争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直接影响民众的行为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国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丧失民众的信任做出理论反思,诊断其病理所在,可为转型社会背景下构建我国的政府信任体系,促进社会治理转型,勾画我国良善公共生活秩序的未来蓝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同时,把政府信任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下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实践中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转型时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活动的一种信任心理,以及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做出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关系。它对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等都具有显著的作用。从结构上看,政府信任包含了“谁之信任”、“信任谁”、“为什么信任”三个要素,其中,“谁之信任”和“信任谁”分别指向政府信任的互动关系中的两个主体,而“为什么信任”又包括影响政府信任的环境因素和传递信任信息的媒介因素两个方面。因此,政府信任是由施信主体、受信主体、环境因素和媒介因素沟通构成。作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重要主题,政府信任问题实际上是内嵌于公共管理（或国家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涉及公民与政府两大关键主体。已有的主流研究途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社会建构主义研究途径为我们考察转型时期的政府信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采取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在学理上,分别从政府和公民两个维度来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政府信任（不信任）在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的双重逻辑,并从中探索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建构的新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快政府信任建设。政府信任是在一次又一次“承诺”到“兑现”过程中不断累积起来的,政府信任生成路径本质上是“承诺”与“兑现”的互动和强化过程。事实上,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和前提条件之一,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兑现以前所做承诺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它体现为一种具有较强的心理暗示和心理预期的活动过程。然而政府信任的产生过程千差万别,既可以表现为长期的持续累积,也可以表现为短期的骤增骤减。本文认为政府信任作为一项政府特有资产,需要按照它的属性进行投资理财和扩大再生产,从而避免过分消耗资产存量带来信任赤字和信任危机。政府信任的生成路径是包括前生成阶段、生成阶段和再生成阶段三个阶段循环往复的复杂过程,政府信任存量在一次又一次的“承诺”与“兑现”中不断累积。从政府信任的生成来看,可以有两种视角:即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政府信任生成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信任以利益满足为基础、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民利益共存为纽带、政府信任与公共利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政府信任生成的理论逻辑;从实践上逻辑上看,政府信任的结构主要由政府、公民、沟通系统组成,其中政府是被信任对象,公民是信任的付出方。公民主要通过沟通系统尤其是大众媒介获得与政府有关的信息和知识,并在基础上形成对政府的印象和评价,决定着公民对政府的态度,因此,可以从“政府”维度构建“自上而下”的政府信任和从“公民”维度构建“自下而上”的政府信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新的价值维度,通过优化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科学配置和使用公共权力和资源,对国家的各项公共事务实现优质而且高效的管理和调控。其最终实现的是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与文化治理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是政府信任的内生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信任。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上的表现。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现代治理理念具有价值聚合性,因此,可以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增进政府信任。呈现了“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国家治理绩效——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信任”这样的一条逻辑思路。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回应型政府;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效能型政府;强化行政责任,建设责任型政府;规范公共权力,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型政府;畅通政治沟通渠道,建设参与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