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丁来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翻译作品。丁来东从1928年开始在韩国国内发表了共84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文章和翻译作品,并在北京留学期间(1924—1932)还留下了不少记录其留学体验和译介活动的随笔和日记。本文在详实考察这些基础文献的基础上,以现代性理论作为方法论,力主阐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丁来东译介活动中的体现。本文探讨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考察丁来东在北京留学期间所创作的随笔与日记,阐释其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动机以及他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摇摆。丁来东认识到韩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单单只是学习西方文学就可以实现的,韩国文学的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在于韩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因此只有深刻把握与韩国文学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才能真正探明韩国文学内在的发展历史。与此同时,处于现代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体现在了丁来东身上。从小接受汉文学成长的丁来东来到一座充满传统氛围的古都北京,却也遭遇了“现代”这个新的时空的不断渗入。因此,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感,并通过对传统的怀念来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第二,通过分析丁来东的评论文章,阐释其学术观念和在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时表现出的文本特征。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丁来东深感启蒙国人的责任,因此他的评论文章一般都会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源,以此阐明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他也深受现代科学类别思想的影响,因此倾向于按照小说、戏剧、诗等分类来进行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同时,其文本特征方面来说,丁来东的评论文章大都是对中国评论文章的整合及翻译加工。但在另一方面,丁来东八年的北京留学体验使他的评论文章具有独特的生动感,并且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第三,通过考察丁来东的翻译作品,可以看出在贴近民众生活的戏剧与小说体裁方面,他更多地选择了描写打破旧习的具有启蒙性质的作品;而在更具个人情感的诗歌方面,他选择翻译充满传统意象的诗歌。这表现出了丁来东在“现代”这个时空中,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东方文人的身份认同上的双重性。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阐明了丁来东处在急剧变化的现代转型期,面对“现代”这个陌生的时空所表现出的在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即他一方面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而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对传统的向往。同时,本文揭示了丁来东选择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韩文学的同根性,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同质性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本文对丁来东评论文章中所参考的中国文章的实证性考察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