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分析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城市中的城市服务产业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逻辑。同时,基于对城市夜总会小妹的民族志调查资料,本文从劳动者而非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服务业的生产政治及劳动过程。研究发现,娱乐服务业的劳动主体规训过程有着明显的性别化机制。通过外貌整饰与女性气质的强化,她们被调教成男性的欲望对象与温顺的仆人。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情感劳动和美学生产构成了服务业核心的劳动生产机制,在这个生产微笑的过程中交织着权力、资本与性别的宰制关系。由于职业的流动性以及工作中的争强游戏,服务业工人并未形成共同的主体认同或集体话语,内部的争斗反而巩固了管理者的控制力量。此外,职业身份的污名也影响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道德叙事。经由戈夫曼的污名化理论和角色丛理论视角,本文发现在夜总会行业工作的女性常常会陷入多重角色扮演以及角色冲突的境地,个体能够通过信息控制、区分不同自我以及观众隔离的方式,达到自我调适的目的。但是,这种调适也会有失灵的可能。维持不同自我的道德边界会受到挑战并移动,从而使个体处于自我分裂和自我放逐的风险。由于较低的职业声望和污名化的职业身份,劳动者一直在寻找逃离和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