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前起,美利坚民族性的建构问题便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而由于库柏所处的时期、其人生使命及个人成就等所具有的代表性使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库柏所处的历史阶段恰是美利坚民族性开始建构的重要阶段,而库柏本人也像同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以建构这一民族性为自己毕生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利坚的民族性建构方面取得了公认的不菲成就。然而,库柏在其人生后期所遭到的误解、南北战争带来的巨大时代变迁以及传统库柏传记的问题等,导致西方传统对库柏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着重探讨的库柏的世界主义思想研究仍是西方研究的新领域,相关论述较少,其中对库柏的印第安书写的关注较为不足。而在国内,人们虽然认可库柏作为经典小说家的重要性,但库柏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尚未见到从世界主义的角度切入的相关研究。不过,国内已有从世界主义的角度去探讨其他英美作家的尝试,而在美国文学领域,多数学者将“地方”文化视为美国文化的主要特色,认为这一文化不具备世界性特征。但本文认为,美国文化“百花齐放”,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具有清教传统的新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确实追求文化的同质性,具有一定的排外性,但其毗邻的纽约却并没有被这一文化所“同化”。相反,纽约作为曾经的荷兰殖民地,拥有的独特历史传承以及更为开放、自由的文化,这孕育了世界主义伦理观,而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悠久历史也需求并强化了这一伦理观。这一伦理构成了库柏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一定程度上,世界主义的核心是承认普遍价值以及对全人类的责任,排斥等级制、奴隶制、殖民剥削,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否认“区域性忠诚”式的狭隘的城邦责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的主体性特征要求世界主义者既是个人主义的,又具有世界关怀,因而他们可以做到以理解、开放的态度来融入另类文化;他们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不自在”转换为“自在其然”（帕特尔）;他们会“对他者感兴趣”、“负责任”（阿皮亚）;他们亦承认他者的“他性”并具有学习的心态（贝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更是主体性格特征。因此,“有根的世界主义者”既是库柏的个人写照,也是他对美利坚民族性的期待,而白人文明和红人文明均是他构建这一民族性的道德参照,但这两个道德参照系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借用英国著名评论家劳伦斯“褪旧皮换新衣”的比喻,库柏塑造的美利坚民族性逐渐褪去了源于英国传统的古老而不合时宜的成分,如等级制、种族优越感、傲慢等与世界主义精神相斥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库柏并没有全面否定盎格鲁-新教文明,相反,欧洲传统是他正统的教育来源,而在旅欧期间及其回国后,他也不惜冒着“贵族做派”的骂名,倡导美国人应学习其高雅的器具文明和优雅的行为礼仪。另一方面,通过融合本土印第安人文明中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和世界关怀等理念,库柏为美利坚换上了“新衣”。换言之,库柏理想中的美利坚新文化是博采众长的结晶。基于此,库柏在其早期的文学创作（包括《间谍》[1821]、《拓荒者》[1823]、《领航人》[1824]）以及后期创作“反地租三部曲”（包括《萨坦斯陀》[1845]、《带锁链的人》[1845]、《红皮肤》[1846]）对新英格兰的后代扬基人的文化狭隘性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并通过“洗涤”其罪恶以及赋予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方式从而构建一种全新的民族特性。事实上,库柏塑造的“美利坚新人”柏奇、班波、科芬都是新英格兰人,但他们或是远离新英格兰文化染缸的“自然之子”（如,班波和科芬）,或是以其高尚的爱国精神战胜了其贪婪本性的扬基人（如,柏奇）,因而都具有一定的“非典型性”。而在1838年出版的《归家之旅》和《所见之家》中,库柏对比了世界主义者和以扬基为代表的狭隘地域主义者,从而提出了对于以英国文明为主的欧洲文明不可一概否认的观点。从中可见,库柏所期待的美国文明是一个博采众长的新文明。另一方面,在《皮袜子故事集》——包括《拓荒者》（1823）、《最后的莫西干人》（1826）、《大草原》（1827）、《探路者》（1840）、《杀鹿人》（1841）——中,库柏将“生态的印第安人”与肆意破坏自然的“非生态的白人”相对比,从而达到借助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观和动物伦理观来反思,甚至消解主流白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此外,库柏还将印第安文明的生态思想融入了风景的意识形态再现以及美利坚民族性的重建之中,并表达了他对冒进的拓殖运动的疑虑,这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并非狭隘的“区域性忠诚者”。总之,爱国者库柏的“根”在美国,但相比占主流话语权却强调同质性的新英格兰文化,他更认可纽约的世界主义伦理。这一伦理的核心可归结为“平等主义”。在库柏的文学世界中,这一平等主义既体现在对包括“低劣人种”以及底层人在内的“普通人”之内在高贵的认可,也体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还体现在库柏反对以他人之痛苦为代价的帝国扩张运动之中。库柏的世界主义主体性使他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异质文化,并以积极的态度融入不同的文化之中;而与此同时,他能保持自己的文化坚守,不随波逐流。库柏塑造的“完美模范”纳蒂·班波便是其世界主义理想的代言人,后者以开放、谦逊的学习心态向红、白两种文明学习,精通双语的他亦与库柏一样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使者,并最终凭借个人能力和高尚品德赢得不同人的认可,同时他亦保持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和世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