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试图破除这样一种盲视:即人们往往注意到的,仅只是早年王国维引进西学、醉心于康、叔哲学的历程与贡献,却忽视了在同一时期他对传统文化的梳理、评介,批判与赞美,以及试图在新的世界格局与文化格局之下承续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实践;并籍此,对于今天后殖民语境的文化选择,如何摆脱失去自我文化身份的困境,作出相关的思考。在另一方面,只有在明了前人的足迹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判断自己是否进步,时代是否进步,并在回顾与思考中获得有益的启示。王国维的一生以其后期的史学成就为最高,但他早年治学即有大师风范,不容忽视。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通览熟悉,别有会心上,也体现在他对西方学术的孜孜求索上。本论文首先以时间为轴,纵向地进行详细的文本及文本间性的分析——这些文本即王国维1903年—1907年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包括关于中国哲学的15篇文章,另外还有关于学术、教育等问题的杂文;其次,以当时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为参照系,将其立场和早年王国维与传统的关系作一横向的比较,探讨早年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同异之处,并由此确认早年王国维文化观点的独特性及意义。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早年王国维在积极引介西学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所持有的态度是亲近而非疏离,对古代学术有亲切体认,并借鉴西法对其进行了有效而先进的梳理。在对外来文化敞开其体验与视野时,他的立足点还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所希望的,是昌大中国固有之哲学,他所忧心的,是中国的学术界能否有发达之日。与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相比较,早年王国维对于传统的态度,其独特性在于,在承续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他对外来文化抱开放的态度,并努力将学术从学术以外的种种束缚中解放,为其求得独立的地位。这样的态度对于实事求是的认识传统、对于传统的复苏和振兴更为有益。这一结论所包含的启示是:在我们对外来文化敞开体验与视野的同时,必须深深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明了任何的接受与阐释都会受制于前见与前结构的同时,我们必须为持存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拥有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切意识,并且积极寻找明智的文化策略,去应对与实践文化交流。本论文力图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体现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领域的王国维研究,在时间上呈推进之势,充分反映了学术的发展;但是对于早年王国维自身对传统所采取的态度,人们虽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未能全面明晰的在分析这一时期他的著作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学者甚至对此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王攸欣就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的话,王国维“对传统的疏远只是出于年青时代的激情,而生活在痛苦的环境和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传统总给人以幻美——人们难以悟透这种虚妄(这里非指审美观念,而是指儒家理想的社会观念),即使是王国维这样相当深刻的理解了叔本华的人”。他认为王国维在年青时代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而王国维后期学术转向,是为“传统”的“幻美”所迷,这些说法都在本论文中受到了质疑批驳。另外,本文将国粹派及现代新儒家这两个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对于传统所采取的立场和复苏传统文化所采取的策略,与早年王国维的相应之处所做的比较,也是力求在一个适宜的参照系的对比之下,更为明晰的分析早年王国维的文化观之所长。这是本文所做的另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