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20年实施的证券法相较于之前较为瞩目的改动在于其第2条第4款首次规定了证券法的域外效力。但是出于证券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因此讨论证券法的域外效力需要区分国际法语境和国际私法语境下的不同含义。讨论国际法语境下的证券法域外效力,主要讨论我国法院及证监会如何直接依据我国证券法规范涉外主体及行为,而讨论国际私法语境下的域外效力,则须先经由法律选择,再考虑该涉外案件是否能适用我国证券法。证券法的域外效力规定,发生在境外但是扰乱境内市场秩序或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处理并追究责任,该表述表明新规遵循效果标准。针对效果标准的模糊性,在适用该规定时如何对该效果限制范围是考虑该问题的核心思想。通过比较草案和公布的新规定,限制该效果标准的第一步在于扰乱境内市场秩序和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效果,应当限于证券法所规制的行为。限制效果标准的第二步,即检索证券法条文来解释扰乱境内市场秩序和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效果。不难发现,扰乱市场秩序的效果判断遵循“公告前置”的规则。限制效果标准的第三步,经过对证券法规制的主要违法行为结合案例逐个分析,除了验证了实践中“公告前置”的效果判断方式,还发现实践中对于扰乱市场秩序和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效果认定,存在行为标准和效果标准两种不同标准。由此不难发现证券法域外效力新规定现存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实践中“公告前置”的认定方式与新规的效果标准已然存在标准不一和“公告前置”当下的行为标准本质两个矛盾。其次,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过去的案例中被认定的过于广泛,在新规适用时如果延续先前做法,难免面临诉讼爆炸和国际礼让原则的违反。最后,效果标准基本属性在于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必然导致实践中的适用困难。本文主要对比了美国证券法域外效力的发展,其通过司法判例确立效果标准始,先后经历了行为标准、效果-行为标准、交易标准和充满争议的新《多德-弗兰克法案》。在研究其发展历程时不难发现,效果标准的理解差异,即“分化”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为效果标准带来的过大的适用范围,限制不仅始终为其核心思想,限制本身也应当继续发展。本文还略带梳理了同为经济法的我国反垄断法域外效力规定的发展历程。尽管效果标准在十余年间未发生变化,但我国在其下位的各个细则中的域外效力规定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相互配合和逐步统一,最后反映在实行上,在国际社会获得较好评价。借鉴于本文中相比较的类似制度,针对证券法域外效力的现存问题,笔者提出了四条主要措施。其中仍需强调限制的重要性,并提出部分效果标准的量化判定措施。其次,针对“公告前置”的方式,笔者建议建立国际证券信息平台与之相辅相成。另外,下位法的域外效力规定应当及时细化,也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经验对其予以同一。最后笔者还建议了加强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