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力推行“制造+服务”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的进程中,产业协同集聚已悄然取代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等产业专业化集聚,逐渐成为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的“新常态”。同时,绿色发展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充分考虑污染排放和能耗消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已成为我国衡量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可见,产业协同集聚下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现机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从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发展实践来看,集聚经济并不总能有效驱动经济绿色发展,如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降低我国城市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空间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本文从中国产业发展现状出发,探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现机制,既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集聚经济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论文分别在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对文中核心论点进行理论论证与量化检验,为产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现机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充足的科学依据。在理论分析部分,论文首先全面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动因、绿色内涵以及协同集聚各阶段治污特征,并系统阐述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内涵、集聚经济视角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以及生产率增长特点。以此为基础,论文提出了产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机制,具体包括创新效应机制、成本效应机制、配置效应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四种驱动机制。接着,论文对中心-外围模型与集聚经济-生产率模型进行了改进、扩展,构建了包括制造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的中心-外围扩展模型,刻画了产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现机制。在实证研究部分,论文首先利用2004-2017年中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TNDDF函数测算了考虑非期望产出与能源消耗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并采用修正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测算了中国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继而,论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等计量统计方法,逐一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整体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样本观测期的早期阶段呈现出“小规模集聚、大规模分散”的空间特征,随着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产业协同集聚逐渐转为“多区域发展、辐射带动”的空间特征;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与辐射效应并存,若要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2）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创新效应机制、成本效应机制以及配置效应机制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不同地区的机制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创新效应机制方面,东部经济区的创新效应远高于中西部经济;成本效应机制方面,东部经济区已经呈现出显著的成本效应,而中西部经济区因产业粗放发展模式、高端人才和技术匮乏等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未能通过成本效应进而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配置效应机制方面,东部经济区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配置效应在中西部经济区尚未显现。（3）中国存在显著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溢出网络,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是促使空间溢出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验证了我国城市内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机制促进邻近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通过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动因、绿色内涵和治污特征分析,从理论上阐述了产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机制。并且,修正已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算指数,创新性的提出能够充分体现地区产业结构演进方向的产业协同集聚衡量指标。②对中心-外围模型、集聚经济-生产率模型进行了改进与扩展,构建了包括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三部门中心-外围扩展模型,理论推理出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创新效应、成本效应、配置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填补与拓展了现有理论研究不足。③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协同集聚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并通过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另外,机制检验的实证研究难点问题之一就是科学合理的测量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溢出情况,论文运用具有“全局视角”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溢出网络进行识别,并借助QAP非参数估计方法对空间溢出效应机制进行检验,从而更有效的验证地区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溢出是否源于产业协同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