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元嘉诗歌。在这里，“元嘉诗歌”不仅仅是指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的诗歌，而且是用以统称整个刘宋时期的诗歌。用“元嘉诗歌研究”这个名称，既能够突显出以“元嘉三大家”颜延之、谢灵运、鲍照为主要代表的元嘉诗坛，在整个刘宋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具有特殊地位；也能够提示“元嘉体”这一具有独特艺术风貌的诗歌样式，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本论文研究的内容，总分为六章。　　 第一章探讨元嘉诗歌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土壤，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背景等多个方面。具体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及其对刘宋文学的发展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刘宋诸王对文学的爱赏、提倡与表率，及其对刘宋文学所能带来的促进作用；“文学”作为专门而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及其对文学特质与文学样式的进一步深入理解与把握所能创造的时代条件；玄言诗的困境与玄理的渐趋淡退，及与之相应而生成的诗歌亟需发展与新变的历史际遇；诗歌与辞赋创作之间争能斗胜的时代风气，及其所能带动的多种文体之间在创作手法上的相互影响；以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言”、“笔”之别的考察，对“文”、“笔”之辨做出的新的总结。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元嘉诗歌的题材和内容的具体考察与分析，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整个刘宋诗坛的创作面貌，以便我们进一步对之进行切实的艺术考察和历史总结。其中，就咏物诗而言，从传统的“感物兴思”到晋宋之际的“体物缘情”，这一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在元嘉诗歌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而通过对这一题材的作品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健全地认识具体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鲍照的咏物诗成就便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而尚未能引起目前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咏怀诗这一题材的设立与讨论，则便于我们从另一个或许更为中允的角度看待元嘉山水诗中存在着的“玄言”问题，尤其是对于正确理解谢灵运的山水诗歌何以有着所谓的“玄言的尾巴”而“末篇多踬”的现象，做出了新的思考。通过公宴应诏诗与酬答赠别诗的考察，既有助于我们理清刘宋时期的一些重大的文事活动及创作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作家之间的交际情况，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小至个人、大至社会的思想文化信息。鉴于刘宋时期咏物诗歌创作的特殊成绩，以及吟咏物色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咏物诗特立为一节作重点论述，笔者对此作出尽可能细致的鉴赏与分析。山水诗一节则是侧重山水审美意识发展的历史的勾勒，尤其以东晋以来相应诗歌的创作实践为分析的基础。对谢灵运的咏怀诗的探讨是第三章的特殊重点，其中打破了关于诗歌山水题材的传统划分，从“诗言志”的角度出发，以谢灵运的“知赏”观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与考察诗人的审美与创作实践以及作者的心灵世界与思想境界。　　 第四章是在前述两章对元嘉诗歌的题材与内容已经作出较全面而具体的考察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元嘉诗歌的创作技巧和艺术特色。其中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南朝赋体文学的写实倾向及赋体文学创作手法对元嘉诗歌创作的影响；元嘉诗人对赋体文学创作经验的借鉴、转化和具体运用，包括“移步换景”、“寓目辄书”、“方位对举”、“景致铺排”、“时间推移”和“情理消长”等。并且，通过“壮美”与“优美”这一组审美概念的介入，有针对性地讨论了元嘉诗歌在审美趣味上的特殊性，以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歌创作为例，具体分析并论证元嘉诗人在自然物色的选择上，对原始峥嵘的壮美和清幽秀丽的优美有着独特的偏爱，这既体现于审美对象的美的特征的表现，也流露于主体审美愉悦的情感诉求。　　 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在前述章节的基础上，以元嘉三大家为核心观照点，对元嘉体诗歌做出艺术经验上的进一步归纳和总结，对元嘉体做出诗学意义上的钩沉与考察。其中，第五章是集中揭示和总结以颜延之、谢灵运、鲍照等人的创作为典型代表的元嘉体诗歌的总体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祈向，具体包括：山水描绘中的以“荒大”为美的追求，写景、抒情与隶事用典中的以“尽到”为美的追求，语言形式上的“避俗就新”而以“拙涩”与“厚重”为美的追求等。第六章则是以“唐、宋诗之争”为学术背景，结合清季常州词派的词论与宋诗派的试论，以陈衍和沈曾植的“三元”、“三关”说为理论切入点，对元嘉体和元嘉诗风进行诗学反观与理论内省，提示元嘉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期为健全一种关于诗歌发展的认知与研究的观念提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