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早春天气中认同、皈依，文革“失而复得”后的继续痴迷地原谅与奉献，九十年代物质大潮中“万般无奈”下的对物、官、权本位的认同这样几个过程。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婚姻与爱情都处于深深的矛盾中，与知识分子相关的两性冲突表面上是外力作用引发的冲突，本质上却是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自我矛盾的必然反映——即安贫乐道与威福齐天的不可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与“仕不得做、官不得当”，拯世救民的宏大理想找不到施展平台的矛盾。在形而上的世界中，知识分子可以谈“玄”论“道”，而在形而下的世界中，他们又不得不忧食忧生。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变的儒家理念去为不同的“官僚”穿衣裳，却不料自己被“穿了衣裳”，“官僚”在变，而知识分子依然故我，于是本就先天不足的知识不断贬值，最后他们只能异化为奴隶，只能无路可走。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有待于从足下开始。 5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婚恋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轻易地抛弃了前辈们奉为生命的现代性追求，他们更加关注的却是在革命、主义、物质层面知识分子所应表现出的姿态。他们常常设计出与知识分子有关的不和谐的婚姻形式，这类婚姻总是处于激烈的冲突中，表面上看来是当时的形势逼迫知识分子作出的回答，其实他们的冲突主要源于其本我与超我的意欲表现与强行压制、对于物质的坚决拒斥与生命必须的矛盾。在经历了向革命、大众、经济大潮的自我认同、道德认同、情感认同后，他们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知识分子形象走过了从正直高大坚守信仰坚持灵魂批判有所为到卑微懦弱放弃理想信念无所为，从社会的启蒙者精英形象到被启蒙被劳动改造的连凡夫俗子都不如的“草芥”，从拥有话语权到失语者，从决绝地视金钱为粪土到“我爱美元”的心灵历程。不管是知识分子夫妻还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夫妻，他们的婚姻都不美满。如果说夫妻是一对羽翼，那么知识分子夫妻中一定有一方“折翼”，他们的爱情或婚姻以悲剧收场。 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民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表现出一致性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对于已经发生的革命和将要实现的梦想，知识分子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造成恋人之间或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的结果都是给革命的知识分子以美好光明的前途，而对那些于革命存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则彻底否定。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给所有的中国人都带来了生机，这包括一同走到“阳光”地带的知识分子。新中国给所有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最好的礼物是一一改造，改掉他们身上的与朴素的劳动人民不同的一切，于是，与新中国同行的是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命。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成为夕日黄花，但却鲜见对此提出质疑乃至反抗的另类。启蒙在此时出现断代。 1956、1966不知知识分子在改造的路上走了多远、多久，在他们彻底地放弃了现代性的优势之后，他们刁‘发现自己改造的道路刁‘刚刚开始。下牛棚、蹲地头、扫厕所、挖矿井，中国最脏、最累、最苦、最难的工作，都被知识分子一一经历了。从“文革”的噩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命运，刚刚获得了人的权利就忙不迭地去奉献，仿佛倾其所有、甚至是生命刁‘能洗刷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本性。麻木、愚昧、透支的现状与曾经的现代性格格不入。尽管有很多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自己“背叛”寻找理由，但粉饰也好，借口也好，“文革”真的检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人格、人性。置死地而后生，这是知识分子反思自己命运的绝好时机。遗憾的是他们又错过了这个时机。 不要说“‘者肠是市场惹的祸”，精神世界的一无依托、启蒙的先天不足导致了知识分子在一次次非常事件的冲击下溃败，逆境败，顺境亦败。但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激活的“人”的欲望却弥足珍贵。知识分子首先是人之后刁‘是知识分子是正确的逻辑，然而，反过来，知识分子是人同时又是知识分子也是正确的逻辑。当知识分子以“人”欲望进行思考的时候，人们却以知识分子的观念尺度来衡量他们，知识分子也在用相同的标准衡量自己。其结果是知识分子不合乎上述标准了，究其根本是因为知识分子从形而上的世界一下子跳到形而下的世界，而且跳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从视物质财富如粪土到我爱美元，正是人本主义还原的终极意义。知识分子启蒙的道路刁‘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