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海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近些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增长率更是达到新的高度。大量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流向发达国家,并购投资的产业结构近些年也不断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优化。并购往往是获得品牌、技术和市场渠道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资源的主要投资方式之一,理论上应具有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具有获取关键资源这样的倾向,那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否实现预期的效果,母公司是否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值得探索。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的结论存在不一致,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的。但其中对制度影响的研究并不充分,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也有待补充。因此本文从制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的制度影响机制,并通过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进而依据制度影响理论机制建立假设,检验了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和国际投资规则异质性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水平的影响。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制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从制度的视角总结并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影响机制。同时,本文使用商务部和汤姆森SDC的并购数据,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东道国分布、产业结构、并购形式和效率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机制和假设,本文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
本文在第5章的实证检验中首先通过双重差分的回归方法验证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普遍存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选取了三个母国制度因素研究母国制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其中两个为地区层面的制度因素,分别是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开放水平,结果表明这两个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有显著影响。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地区的企业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更明显,在地区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的创新能力提升相对较大。第三个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的母国制度因素是企业政治关联水平,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其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越不明显,且这种负向的调节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样本分组检验政治关联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在西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政治关联水平的提高给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阻碍作用比在其他地区更为凸出。
本文接下来对东道国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并购产生更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且通过样本分组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有利影响在民营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也就是民营企业更能通过向制度良好的东道国实施海外并购来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认为国际投资规则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也属于制度影响的范畴,并且通过使用文本聚类Cosine相似性分析方法对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进行量化,从而度量国际投资协定的保护力度。将量化后的国际投资协定保护力度作为回归方程中的关键变量检验国际投资规则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整体上国际投资协定保护没有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但是将样本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保护能够大大促进对以制度较好的东道国为对象的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以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东道国为对象的并购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通过将样本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分组后进一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提供更好的保护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民营企业的作用则不明显。
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使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制度影响的视角研究中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选取了中国海外并购的几个典型案例,包括吉利集团、迈瑞生物医疗公司和上工申贝集团。研究发现这几个企业通过一次或多次的海外并购获得了技术的逆向溢出,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前文的理论,本文进一步在案例中检验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传导机制和制度影响机制。最后,本文总结了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据此得出现实启示,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本文通过综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机制、传导机制,以及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和国际投资规则三方面影响的分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制度影响机制。二是,本文的实证研究检验了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和国际投资规则三方面制度的影响,检验的范围比较全面,而将国际投资规则纳入制度框架下进行检验也有所创新。三是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验证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以及制度对企业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四是通过使用文本聚类Cosine相似性分析方法量化了国际投资协定的保护力度,为度量国际投资规则内容的异质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的实证结论也更具针对性。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制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从制度的视角总结并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影响机制。同时,本文使用商务部和汤姆森SDC的并购数据,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东道国分布、产业结构、并购形式和效率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机制和假设,本文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
本文在第5章的实证检验中首先通过双重差分的回归方法验证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普遍存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选取了三个母国制度因素研究母国制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其中两个为地区层面的制度因素,分别是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开放水平,结果表明这两个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有显著影响。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地区的企业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更明显,在地区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的创新能力提升相对较大。第三个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的母国制度因素是企业政治关联水平,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其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越不明显,且这种负向的调节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样本分组检验政治关联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在西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政治关联水平的提高给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阻碍作用比在其他地区更为凸出。
本文接下来对东道国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并购产生更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且通过样本分组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有利影响在民营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也就是民营企业更能通过向制度良好的东道国实施海外并购来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认为国际投资规则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也属于制度影响的范畴,并且通过使用文本聚类Cosine相似性分析方法对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进行量化,从而度量国际投资协定的保护力度。将量化后的国际投资协定保护力度作为回归方程中的关键变量检验国际投资规则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整体上国际投资协定保护没有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但是将样本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保护能够大大促进对以制度较好的东道国为对象的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以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东道国为对象的并购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通过将样本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分组后进一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提供更好的保护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民营企业的作用则不明显。
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使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制度影响的视角研究中企业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选取了中国海外并购的几个典型案例,包括吉利集团、迈瑞生物医疗公司和上工申贝集团。研究发现这几个企业通过一次或多次的海外并购获得了技术的逆向溢出,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前文的理论,本文进一步在案例中检验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传导机制和制度影响机制。最后,本文总结了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据此得出现实启示,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本文通过综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机制、传导机制,以及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和国际投资规则三方面影响的分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制度影响机制。二是,本文的实证研究检验了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和国际投资规则三方面制度的影响,检验的范围比较全面,而将国际投资规则纳入制度框架下进行检验也有所创新。三是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验证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以及制度对企业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四是通过使用文本聚类Cosine相似性分析方法量化了国际投资协定的保护力度,为度量国际投资规则内容的异质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的实证结论也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