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是《史记》和《汉书》中记录的一组历史人物,他们在秦末汉初经历了隐居山中,不应刘邦之聘,出山保太子刘盈等三次重大抉择。他们的称呼也有“四人”、“四老”、“四公”、“四皓”等变化,这些变化中逐渐加入了对于其道德和品行的赞美,随着后人对他们的经历不断补充,加上商山在唐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商山四皓”逐渐代替了“南山四皓”而为人熟知。“商山四皓”在汉代总体上被作为歌颂刘邦和张良的配衬,三国曹植第一次全面地肯定了四皓的出与处,开创了后世歌颂四皓的基本格局。晋代玄学兴起,隐逸之风盛行,四皓被陶渊明等人看做隐士而大加颂扬。皇甫谧、葛洪等人还将四皓纳入了道教神仙体系之中。在一片颂扬声中,东晋桓玄第一次对四皓的行为进行了否定,开辟了批评四皓的先河。唐代是四皓接受的一个繁盛时期,唐代作家对四皓的肯定与责难使得四皓形象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宋人在继承前代观点的基础上对四皓安储的真实性进行了理性质疑,而在南宋偏安的社会背景下,四皓又被寄寓了家国之思和故土情怀。金元时期的四皓接受呈现出明显的潦倒文人情调,一方面,金元文人多对四皓的隐逸行为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呈现出对历史的虚无、调侃态度。明清时期,思想专制不断加强,文字狱盛行,清代学术风气趋向于实证考据,因而对于四皓其人其事真实性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清代的异族统治给明代的遗民士大夫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他们以秦喻清,用汉喻明,借四皓避秦保刘的事迹表达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在四皓形象不断扩展和丰富的过程中,他们被赋予了儒道、神仙等文化内涵。他们身上体现了尊老敬长,重德尚贤的儒家文化传统,其行为也符合儒家积极用世,功成不居的价值观念。同时,在他们身上还体现了道家无为而为,柔弱胜强的智慧,又具有全身保命,自由肆志的洒脱。因为高寿,他们被看做道教的长生神仙,商山也因为他们的隐居而成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四皓形象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已经超越了一组历史人物,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