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风险。电脑、智能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完全颠覆了公众的生活方式和信息的传播环境,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下,各种信息的开放性和互联互通让信息传播量更大、更杂,速度更快,使社会风险也被放大了。传统媒体下,公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受者,被动的接受信息,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公众简单的拥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的信息接受,并进一步实现信息生产和信息的再传播,网络参政度大幅提高。新媒体使一个人作为受者的单独角色转变成了传者和受者的双面角色,信息的爆炸性传播给政府的风险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进行有效风险沟通,不仅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质疑,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这就要求政府针对新形式新特点,提出新的对应之策,更好的在风险管理中掌控事态发展。我国在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的过程中采取的风险沟通策略,为政府进行有效风风险沟通提供了借鉴。网络舆情是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意见或者情绪反应的表达,政府利用舆情监测机构,通过新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分析网络舆情,才能够及早发现舆情动向,发布风险预警,在风险的萌芽状态就得到控制,避免重大危机的出现。风险沟通管理的实质就是风险状态下信息的双向互动传播。因此,政府应该为信息自由传播提供平台,让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沟通,从而达成共识,消除风险。积极进行舆论引导,沟通中网络领袖的引导和培育也是政府提高利用新媒体能力,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手段。加强建立和完善公众参政问政机制,提高公众参政问政能力,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要求,也是新媒体环境下对网民的时代要求。公众参与,让政府和网民之间形成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体现在解决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也体现在现实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在政府日常工作中,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公众的关注热点和价值取向,及时解答民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化解危机发生的隐患,能够有效的避免突发风险的出现。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众的参与程度之间的关联性越强,公众就越会更广泛的、主动的参与,这也应该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一方面可以通过沟通,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现政府和公众的双赢状态。公众作为风险沟通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风险沟通的效果。当前,虽然我国公民整体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部分公众缺少基本的科学常识,辨别信息能力较差和社会责任感不强的问题,在面对危机时,容易产生心理恐慌,相信谣言,甚至是利用手机、网络散布虚假信息。这不仅会造成政府和公众之间相互不信任,影响风险沟通效果,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和损失。要实现有效沟通,政府必须加强宣传和教育,不断提高公众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