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任务特别艰巨特别复杂的历史进程。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关头,所有领域都被一个中心吸附,都简约成为一个领域服务的功能——都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工具。民族独立解放裹挟一切,或者说民族总动员,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随着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达成,社会各领域的自性必然呈现,并且必然或迟或早走上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领域何时并如何突破被裹挟的路径依赖,自觉寻找、获得自性,并且一步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一个可以观察的进程。文学也不例外。1976年文革的结束,一方面是拨乱反正,一方面是新的进程的开启。在文学艺术领域,拨乱反正便是恢复十七年体制;新的进程的开启,便是告别革命现代性而代之以现代化的现代性。这个过程内部充满了张力。十七年体制内部原本就是具有张力的,文学艺术的自性追求是一种抑制不住的趋势。从依附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到被制度地整合进社会教化民众的阶层,作为工具存在的为革命的文学(即工农兵文学)转而依附于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成为为现代化服务的工具,这是一个小小的松绑。“新时期”文学前期,在现代化话语的加持下,文学领域的自性追求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但是,文艺通过为现代化服务而弃绝为革命服务的特殊路径,既是进步,也是留着辫子的进步(仍然是作为工具存在),需要观察的是如何在引入现代派(正是以现代化的名义)的过程中,文艺找到自性(不再作为工具,不再依附于国家政治)的过程。现代派文学的引入是文学获得自性的特殊路径,而这种特殊的获得自性的方式,也给文学带来了潜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新时期”前期,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下,国家执政对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的内在规约下,对自由(重申双百方针和尊重艺术规律)的承诺,使文学获得了一定的空间,却又是一个有限弹性空间。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作为参照系,从结构的、形态学的视野观察,则1985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的基本结构、基本形态其实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近四十年之中国文学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独立空间是通过各方面力量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为条件达致的;因以退一步为条件,中国文学的所谓自主、主体、自由是以某种缺失、缺席、缺位为前提的。同理,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变化仍然是1985年变化的某种再现、变奏。因此,某种程度的共时形态观而不是历时的变迁观有利于我们祛除时间的魅惑,祛除进步的错觉、进化的魅惑,更多了解形态背后的规定性内容。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集中考察“新时期”前期文学如何借现代化之名艰难摆脱束缚,逐步找到自性的过程;通过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论争、事件、译介等,探讨在“现代化共识”之下,在文学获致松绑的历史时期,文学有限空间与畸变主体是如何慢慢生成的。各章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重点探讨“新时期”前期,现代化共识的形成和现代化话语资源的建立。第二章主要探讨在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平台上,执政党对文艺方针政策作出的新的承诺与规约。第三章以创作实践为例,探讨在文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中心任务下,文学现代化要求的声张,即文学主体如何“借壳上市”。第四章以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几个有争议的作品、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为例,探讨“新时期”前期文学空间的生成过程中诸多力量的参与。第五章探讨文学如何借“现代派”的引入获得主体。在现代化的口号之下,“现代派”在形式上是可以借鉴的。这一特殊的形式与内容剥离的引进“现代派”的方式,客观上给艺术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性,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潜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