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由众多愚昧、蠢笨的“愚”人构成的形象群体。这类“愚”人的诞生与轮回转世，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历代创作主体有意识创造与继承的结果。在“愚”人“愚”事滑稽调笑的表面特征背后，蕴涵着创作者深层的创作动机和文化心理。正是这种本质因素，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即塑造“愚”人的塑“愚”现象。这种文学现象不仅带有创作者本身的主体共性特征，更包含着由这种创作意识和文化心理所决定的独特的创作范式和传统。“愚”人的诞生与遗传，塑“愚”的承继与发展，经历着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它起于上古，直至当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呈现着不同的风貌和个性特征。 先秦开创了“愚”人“愚得可笑”与“愚得可恶”的两大典型类型；开创了塑“愚”讽谕性、凝练性、典型化、夸张化的文化传统；这种开创之功与先秦的社会现实、创作者的主观因素紧密相关。它既是创作者发掘、创造的行之有效的说理方式，也是其政治、哲学、学术思想的表现载体。同时还因为创作者出身背景、社会地位、人生阅历等客观因素的不同而呈现着特殊的风貌。 唐代，塑“愚”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别现象，在经历了近五个世纪的沉淀与积蓄，终以更为阔大的视野，蕴育出新的生命特质，成为塑“愚”文化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承继阶段。“愚”人的成长，主要体现在这个庞大的特殊形象群体开始广泛地根植于诗歌、散文、笔记小说、变文等各文体中，成为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而塑“愚”的新生，则是因为具备了三个新的生命特质：民间化姿态、阶层化倾向、文学性成熟。民间化姿态的确立是与创作主体的民间化、创作素材的民间化、创作形式的民间化、接受主体的民间化紧密相关的。阶层化倾向则是对塑“愚”文化讽谕传统的有力继承与发扬光大。文学性成熟不仅是“愚”人形象群体的一次文学再生，更是塑“愚”文化思想性与文学性、审美性的高度融合。这些新的生命特质的孕育与成熟，标志着塑“愚”现象在唐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同时也为明清及至当代塑“愚”文化的全面繁盛与勃兴储蓄了巨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