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作为人类生产文明转变的重要方式，是人口由城市逐渐转向农村集聚的重要方式。由于其转变过程中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似乎也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体现出了较高的协同性，但受户籍限制非农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仍大大低于世界均值。而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下房价上涨、污染加剧、交通拥挤负面现象的不断显现似乎展示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着“未老先衰”的病态趋势。而另一方面，十八大报告又更浓墨重彩的将城市化战略与户籍改革提升到核心地位，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化、户籍管制是否构成了病态城市化主要原因、我们需要怎样的户籍政策都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户籍约束下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假说，以试图理清城市化、户籍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度量指标以及回归模型的构造以及相关假说的检验。初步的面板回归模型验证了当前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假说的合理性以及当前城市化主要依靠物质资本传，潜在户籍约束下的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贡献相对薄弱的特点。而进一步的内生性门限搜寻则更加确定了户籍约束下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动态阶段：过于宽松的户籍政策导致了城市化的规模效应无法达到最优，而过于严厉的户籍管制同样扭曲了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未老先衰”现象仅仅是户籍约束导致的错觉。最后，本文利用门限筛选的分组回归结果进行驱动经济增长的统一量化，结果表明过于宽松的户籍管制下低素质人才涌入的拥挤效应使得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规模的直接带动；而过于严厉户籍管制下的二元歧视政策使得流动人口逐步内卷化，人力资本、研发技术传递渠道受损的特性；当前的户籍政策应采用适度的管制，方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户籍管制视角分别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户籍改革作为一项庞杂的工程，需要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应科学合理的设定落户条件，反对一刀切的过度放松或过度强化；其次，户籍改革需要减少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相挂钩的福利待遇；第三，逐步增强非户籍人口的社会福利；最后，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官员晋升制度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